金秋十月，粮食成熟，乃是大明百姓最开心的日子，百姓很淳朴，他们知道日子过得就是粮食，有了粮食就有好日子。

百姓们拿起镰刀，卷起衣袖，就往地里冲，割麦子，收高粱，每个人忙的都跟打仗一样，陕西多麦子，而麦子收割最怕遇到雨水天，自古有句农话寸麦不怕尺水，而尺麦却怕寸水。

什么意思就是小麦刚发芽生长的时候，不怕水，水大点长势还能好点，可是就怕小麦长大时下大雨，雨水一泡，这片麦子就算完了。

因此抢收小麦就是打仗，讲究速战速决，找一个晴天多的日子抢收小麦，小麦割完了拉回来，直接晾晒，封入粮仓。

这期间小麦要是淋雨了，那可大大不妙，这样小麦，会发芽，，大大影响口感，好好的麦子成了下等粮食了。

因此收麦子，就是打仗，也是能干的汉子挣钱的时候，因为这时候，会有一些能干的汉子组成帮人收割麦子的打工人，人称麦客。

这些麦客都是非常能干有经验的老庄稼人，随身携带一把镰刀，哪个地主家招人，他们就去，帮着收麦子，干几天管几天饱饭，临走的时候还能拿走十斤麦子当做工钱。

没错蓝田本地的麦客是不收工钱的，或者说在真正的农民阶级，没有多少人能用到钱，大家更喜欢用粮食以物易物。

家里没有盐巴了，就带上两斤麦子换上一点，家里想吃肉了，就带上麦子再换一点，而且随着年景越来越差，就连汉子娶婆娘都开始收粮食当嫁妆了。

至于银子，老百姓根本见不到，那是地主老财才能用得起的东西，当然也不是从来也见不到，农民有时候也需要用银子，比如交税。

自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变法推行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税收合在一起，统一征收银两。

这条政策初衷是好的，就是土地按亩计算税收，增加官员贪墨的难度，而且还可以把徭役，也就是所谓的拉壮丁给商业化，加大了人口自由度。

也就是说假如摊牌到了你的徭役，去北边修长城去，你不愿意去，你可以交钱给官员，官员花钱雇人代你去。

这一条鞭法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还算不错，给老百姓带来了积极地意义，可是到了明末，一条鞭法就彻底成了收刮百姓的剃刀。

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聪明的官员还有皇帝想出了一个新鲜的收税方法名为加派。

何为加派，就是在一条鞭法外格外增加收税项目，比较典型的就是崇祯皇帝加派的辽饷，然后上行下效，地方官为了盘剥百姓，在辽响之外增加，鸡饷，鸭饷，牛饷，灶台饷等等加派。

何为鸡饷，就是你家养鸡了，一只鸡收你十文钱，养鸭了，一只鸭子十五文，养牛了，一头牛五十文，家里还砌灶台了，收十文钱。

而这些钱并不是朝廷的税收，收上来就进了县太爷的口袋里。

而除了交税老百姓几乎用不到银子，因此一到收税的时候，老百姓就要拿粮食跟商人换银子，而这时候的银子就会被商人们集体哄抬起来，假如一斤米十文钱的话，这时候一斤米就八文，商人还能趁机盘剥百姓一手，导致所谓的银贵谷贱。

也正因为如此曾经的仁政成了后期百姓嘴里的残人一条鞭。

而且老百姓从商人那里换了银子还不算完，县老爷还要在银子上盘剥一手，这一手的方法叫做火耗。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银子里有杂质，官府需要重新提炼，把杂质炼出去，因此朝廷规定收一两银子，县衙门就收一两二钱，多出来的二钱就是所谓的火耗，其实呢，这二钱大部分是进了县官的口袋里。

如此这番，县官赚的是盆满钵满，老百姓是扒了一层皮又一层皮，苦不堪言啊。

因此李朝生在回到汤沟镇之后，就在路上发现了好几拨外乡商人，在汤沟镇道路外设立了粮食兑换点，上面写着粮食堆换银子，童叟无欺。

李朝生这时背着手看着道旁的小摊道“这是干什么的”

这时陪着李朝生视察的李朝龙道“团长这是用粮食换银子的。”

粮食换银子

李朝生愣了一下，看着李朝龙道“现在粮食如此金贵，还有人用粮食换银子”

听了这话李朝龙道“秋收过后，税官就要下乡了，到时候老百姓都要用银子交税。”

听了这话李朝生看着李朝龙道“拿粮食交税不成”

“不成。”

“那要是不交呢”

听了这话李朝龙苦着脸道“县令会把抗税之人抓起来戴枷示众，会从抗税人家里抄出两倍银两的粮食，充税，县衙门帮着卖。”

听了这话李朝生眯缝起眼睛，这县令可真够狠毒的啊，李朝生想着转身来到了摊位前。

这时一个小伙计笑呵呵的说道“大哥换银子吗”

李朝生见状打量了一下小伙计道“你们是哪里的”

小伙计笑道“泰安粮铺的，我们可是大商家做买卖从不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