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升吏科都给事中不久，这个面子应该是会给柳贺的。

“若实在不行。”柳贺略一思忖，“便请部堂大人说一说看法。”

但育言报只请朝廷官员发声也不行，唯有得到大儒们认可与发声，报纸的影响力才能进一步扩大。

不过柳贺的担忧显然是多余的，育言报即将下印的前一日，柳贺已经拜托过潘晟，却收到了两封重量级的来信。

一封来自近溪先生罗汝芳，另一封来自山农先生颜钧，颜钧因避当今天子讳，故而更名为颜铎。

这两人可以说是当世大儒，阳明心学影响力最大的传人。

罗汝芳与何心隐都曾师从颜钧，颜钧的理论在这个年代已是十分开明的了，罗、何一人却仍要强过他。

张元忭少时曾与王畿同游，对颜钧这样的大家自是钦佩不已，不过待看过文章后，张元忭也有些犹疑“泽远，这文章真能登吗”

“登。”柳贺道，“发售赶不及便缓两日。”

这等文章自然也是要叫读书人早日瞧见，因而张元忭几人加班加点，干脆把家搬到了礼部，才将育言报下一期赶了出来。

到了育言报第一期发售这日，京城各书肆前人山人海，书肆还未开张，就已有读书人排队等候了，这副盛景甚至叫人怀疑:“今日莫非是秋试之时”

“距秋闱还有半年。”

“那是何故莫非是三国演义出了新点评”

“阁下是新来京城的吧我等都在等育言报发售。”

育言报第一期不过出了几千份，除去给内阁、九卿衙门及宫中的数份，由书商发售的数量其实很少，这个年代也没有报刊亭，不过已有小摊小贩找上门来问询，问这育言报他们是否也能售卖。

毕竟育言报定价实在便宜，摊贩们买不起书，花几张烧饼的钱买份报纸还是能做到的。

柳贺道“摊贩们敢来找官府已是诚意十足了，他们若是想卖，只买十份八份也可卖得。”

士子们等了许久，书肆终于开门了，一拿到新鲜的报纸，士子们就迫不及待去看头版文章“是山农先生与近溪先生的文章”

颜钧与罗汝芳生平爱好讲学，罗汝芳任过官，于实务上颇有见地，此次来寄信给育言报，除了支持书院讲学外，他于水利一道的经验也被育言报登载了。

针对柳贺所写的书院五大罪，颜钧与罗汝芳一一驳斥，柳贺用典，一人也用典，强调书院讲学的种种益处，其中最重要者，便是以讲学开启民智，民方能安。

此番育言报只登了颜、罗一人文章，柳贺如何辩驳，将在育言报第三期中登载。

事情因张居正决意废除书院而起，柳贺之文挑起了争端，进而颜钧、罗汝芳加入辩论无论何人之观点更正确，对读书人们来说，这可是当朝文章大家难得的交锋。

柳贺是堂堂三元，仅科举一事，他便前追古人后无来者，而颜钧、罗汝芳等人在民间追随者众，便是朝中许多官员都是一人的信徒。

有这几人的影响力，这一期的育言报同样销售一空，上万份都未够卖，张元忭几人这下知晓柳贺为何要将这育言报的价钱定得极低了若高了，寻常百姓读不起，报纸又何以能卖出万份

上一期育言报的最大得利者当属那家贴了广告的鸭店，据说他们从江南进的鸭已不够卖，如今正拿北方鸭充南方鸭卖，被客人当场抓获。

对此鸭店掌柜振振有词:“人不分南北，鸭又何分南北”

得亏这掌柜不知晓洪武朝时南北榜案的典故，否则南鸭北鸭还得重找人来核实。

但京城不少商人都从中嗅出了商机，纷纷找上育言报，要贴钱给报纸打广告，其中争抢最凶的要属书肆及卖文房四宝的店铺，毕竟书生是他们的最大客源。

办报的最大支出便是文章的版权费和印刷的费用，不过早在办报之初，柳贺就将文章价钱压低了，放在后世，他就是给作者降千字的罪魁祸首。

但没办法，印刷术虽然普及了，印刷成本仍是低不下去，单份报纸的价钱又太低，靠在京城卖的数万份、数十万份也挣不回本钱，还是要靠礼部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