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漕督衙门的关键岗位都不在此地，何况柳贺眼下兼的是扬州府同知之职，漕务上的事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他只要负责治水就行了。

但事实上，漕督衙门中的各级官员对柳贺都相当好奇。

漕督衙门打交道最多的就是工部，毕竟不管是造船还是治河的物料供给都是工部所出，漕督当得久了，进京当一任工部尚书也是常有的事，前任工部尚书朱衡便是因治水之功荣登此位的。

除此之外，漕督衙门也常与户部、刑部打交道，前者负责征收税银，后者则专职处理漕运案件。

然而，漕督衙门自洪武朝创设以来，翰林出身、任过天子日讲官的官员来此任职的，柳贺还是头一个。

早在柳贺报道之前，衙门中的各级官员便在猜，这位柳三元究竟能在河漕上干多久

漕督之事做起来其实不易，尤其是治水之事，前任工部尚书朱衡因治水而官至大九卿，而他之所以致仕，除了得罪张居正之外，也是有因河事时不时遭言官弹劾的缘故。

治水之事，稳定很难，出事却很容易，毕竟黄河是唯物的，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

柳贺词臣出身，是清贵中的清贵，京官傲气人尽皆知，而翰林官更是独一份的傲气。

柳贺能吃下这河漕的苦头吗

河漕一事，光会治河还不够，还需要与沿岸各府州县打点好关系，加上人员的安排、河工银的处理、物料的选用，以及对水情、流向的了解，能担此任的多是技术型官僚。

柳贺给众官员的第一印象便是年轻。

着实年轻过头了。

“这柳三元今年多大，可有三十了”一位官员询问李化龙。

“应当是没有的。”

“难怪，柳三元任天子日讲时，京中便传闻张相于此有不满。”

李化龙是万历二年的进士，备考会试时，他便听过这一传闻。

但柳贺后来不仅在日讲官的位子上坐得极稳，就连会试同考官也当上了，因而李化龙觉得传闻不真。

若张相真如传闻中那般不待见柳贺，柳贺恐怕当不上日讲官，更不必说去会试担一任同考了。

同考官之职何其重要张相又岂会将之随意交予

李化龙的房官并非柳贺，而是礼科都给事中朱南雍，为了房官之额，六科和六部可谓抢得头破血流，才达成了一科会试各三员同考官的成就，而

科场上默认的规矩是，会元必出自词臣之房。

因而他这一科的会元是孙鑛，出自柳贺一房。

若不是张相罢了官选，孙鑛此时也必在翰林院中修史，但即便如此，孙鑛眼下已连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与礼部主客司主事，不似其他同年般出京任官。

漕督衙门一向消息灵通，旁人不知柳贺被天子赐飞鱼服，漕运上的官员可是门清。

何况吴桂芳到任后便已数次提过柳贺，询问他何时到来，又命人将洪武朝以来黄河治理的文书都悉数找来交予柳贺。

众所周知，吴桂芳这漕运总督之职是张居正亲自提拔，张居正必然是想将河治好的，那就没必要将一个自己厌烦的官员塞到河务上，那显然是没事找事。

所以柳贺在镇江府中遭受的冷遇，在漕督衙门是一概皆无，漕督衙门中无论衙署还是衣食都是上佳，比在翰林院中吃光禄寺的冷饭要好上太多了。

柳贺将文书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又将黄河在南直隶境内的河段图仔细看了，他发现，徐州段在隆庆年后决口次数增多，与水患下移、徐州段黄河河道狭窄弯曲也有关联，洪武朝以来，黄河徐州段常常治理，但官员们统一选择的都是建堤，堤坝越建越高，水流反而越急，决口的次数自然越来越多。

柳贺一边看文书，一边结合前人今人的治水之策去看，仅看文字的话，所有文书的最后都对自身的治水之法夸了又夸，如正德年间治水有成，“可保百年安稳”，结果百年未至，到了嘉靖年，徐州段又决口，几乎就是自夸打脸自夸的无尽循环。

柳贺终于将文书看完，忽听门外传来一声喧闹声，之后他便听门外书吏提醒“柳同知，漕台已至，快出外相迎。”

柳贺便与众官员一道去迎吴桂芳。

吴桂芳官途起于扬州，他在扬州知府任上抗倭有功，便升至浙江左布政使，此后又任福建巡抚、兵部左侍郎。

“见过漕台。”

吴桂芳身后浩浩荡荡数位漕运上的官员，漕运总督并无实际官职，但吴桂芳是自兵部右侍郎任上升的凤阳巡抚，因而属于正二品，外官之中，他已是整个大明朝数得上的，可谓威风煊赫，等闲不敢视之。

吴桂芳上任已有一段时间，对漕督衙门中的官员都已十分熟悉，见一年轻的青袍官员位列众人之前，心下知晓他便是柳贺。

“泽远这一路过来费了些时日吧”吴桂芳态度十分温和，不过他常年平贼，身上自有一股肃杀之气。

柳贺道“禀漕台，在路上费了半月，又回家歇了几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