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田野荒芜无人耕种，说是水深火热民不聊生也不为过。

各地巡抚不断的上折子说民间如何凄惨,连年兵荒马乱，城池村寨大多变成废墟，白骨如山行人断绝，道路荒凉，邮亭焚毁,瓦砾阻滞通衢，满目尽是疮痍。

无数百姓因为兵祸连绵变成流民,官府没有那么多银钱赈济，只能尽量想办法让他们有法子活下去。

八旗上下皆是兵丁,让他们跑马打猎他们擅长，撞上农耕之事则成了一脸懵,所以研究开荒屯田恢复民生的都是熟悉情况的汉臣。

战乱要死人,满人入关之前，中原已经混战多年,老朱家的皇亲国戚已经被怒而造反的百姓杀的差不多了,皇亲国戚公侯伯爵所剩无几，京畿一带的无主荒田远比有主的多。

喜欢置办田产的不光有皇室宗亲，前朝宦官势大,在京畿一带置办田产的太监更是多的数不清。

战乱一起,皇亲国戚尚且逃脱不了，宫人太监许多死于流寇动乱，原本属于他们的田产无人打理，前些年抢的头破血流的富庶田庄，短短几年便都成了荒地。

如果按照朝廷大臣们制定的政令往下走,户部将所有的有主无主的土地登记造册，再统计王公勋贵以及八旗兵丁的人数，核查数量拨给田庄。

安置好入关的八旗兵丁，然后就是数量庞大的流民。

愿意回归原籍的回原籍安排，愿意就地入籍的就地安排，京畿一带有了成效，其他各省便可效仿行事，如此最多五年，不说恢复国泰民安，至少能把入关的旗人和无处可去的流民安排妥当。

可是，前提是一切都能按照他们的设想进行下去。

河北、河南、山西、湖南等地相继下达圈地令，政令下去后非但没能按照他们想的进行，反而让入关的八旗兵丁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

汉臣忧国忧民，但是不少都没真正深入民间过，不知道一道命令下面会有多少拦路虎，也忘了八旗兵丁不会和他们讲规矩。

政策制定的时候是一个样，实施下去又是一个样，如果不是从头到尾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甚至没人相信朝廷制定的圈地令和实际上的圈地令是一个东西。

夹杂在无主荒地中的有主良田被当成贫瘠的盐碱地上报，良田和盐碱地的补贴天差地别，摊到百姓身上他们也只能忍着。

别管补贴多少，愿意给补贴的还是好的，更过分的连到手的那点补贴都没有，看中哪儿直接插圈地旗，一律当成无主荒地上报，和前朝皇亲侵占良田划为皇庄的行径一模一样。

前有狼后有虎，刚推翻一个又来一个，实在不给老百姓留活路。

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那时候中原水深火热，不少中原百姓拖家带口逃往关外，愿意投身旗下为包衣。

后来入关后就不行了，因为朝廷不知道那些投身旗下的百姓是真的自愿还是被迫自愿，尤其是那些带着家业田产投充旗下的百姓，十有八九都是被威胁逼迫不得不成为包衣奴才。

就算是康熙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汉人说他们满人是不开化的蛮夷不是没有道理。

穷惯了之后忽然看见金山银山，连装模作样都想不起来，口水都能流三尺。

恢复民生必须进行，流民的问题也必须要解决，朝廷修修改改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圈地，三次都以八旗兵丁肆意侵占百姓田产而紧急叫停。

没人拦得住凶性大发的八旗兵，即便朝廷再三下令停止圈地，发现圈地能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的八旗勋贵也是阳奉阴违。

当然，他们敢阳奉阴违是因为当时朝廷忙着平定叛乱，多尔衮没空管这些，皇帝年幼管不了这些，满洲勋贵不把汉臣放在眼里，所以才三令五申也拦不住。

但凡当时有一个手段强硬的满洲大臣出来叫停，圈地之事也不会直到现在都屡禁不止。

康熙想过他亲政后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想了好久也只想出来一招杀鸡儆猴。

这些年朝中弹劾八旗勋贵圈地的折子一直没少过，他最近在看顺治初年的奏折，也看到了不少弹劾八旗兵丁恣肆妄为、不顾朝廷禁令滥杀无辜强行圈地的折子。

到时候挑出来一两家做的过分的来治罪，以此来敲打那些小心思不断的家伙。

他能处置一家两家，就能处置其他人，识相的就老老实实过日子，不识相的就抄家伺候。

让康熙自己来选，他能选的只有地位不高无关紧要的人家。

近枝的宗室王亲动不得，他年纪小，想把朝中权利尽数窝在自己手中的宏愿不知道多少年才能完成，要是早早因为圈地令和宗室王亲闹翻，他怕到时候不是问罪吵架，而是镇压叛乱。

皇帝手里只有上三旗，其他的大旗主对旗下将士的掌控比他一个小皇帝厉害多了，要是一个不小心，镇压叛乱还可能变成镇压失败身陷囹圄。

稍有不慎就是翻车，他敢在宗王们大权在握的时候动他们才是傻了。

隆禧若有所思的问道，“所以现在是鹬蚌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