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利益的老学究们惊惶仇恨，只能底下联结，攻击她是女主祸国。

许多有实职的士大夫也明示暗示太后临朝不用事事亲力亲为，劳神苦思代百官之职，而且治学领域是他们大儒的事，不是她的事。

书颖携政事堂规定下一届进士科除了考策论、经义之外必考君子六艺。六艺进行“六选三”考试，但算术是必考科目，难度增加到书颖所著数学教材的内容。

民间读书人也对此非议极大，也幸亏现在不似明清时期，并没有县试、府试、乡试这么严格标准的选才制度。

读书人在没有通过国家级的科考得到功名之前，他们并没有秀才、举人这种身份。就算地方选上去参加国家科考的生员，虽然有优待，也不算有功名。

书颖觉得其中有人给脸不要脸的，但又不能杀，心中也颇为不爽。书颖不爽之后，又写新的文章出版在报纸上，这个时期民间是有卖类似报纸一样的东西。

书颖从自己早年所得的神医的身份出发，讲个体差异性和个体身心发展规律，她借此提出了文理、理科的概念，个体存在差异性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从大脑结构和发育的医学上分析，整体上女性的大脑和情感状态更擅长学习文科，而男性拥有更强大的理科大脑。

很多士大夫家族的子弟一样考不上进士，被强迫着去读文科却怎么也到达不了父辈高度。书颖这个理论出来，便称一些被认为是废物的子弟是被耽误了，或许他们是有理科天赋的人。

理科的数学和格物是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一方面是朝廷各个部门最需要的实干人才，另一方面这种人的天赋潜力被开发，就算不出仕，将来都会是实业家，跟她一样卖什么都赚钱。

她神医的这重身份早就天下闻名，许多官员生重病，也不是没有想找太后看病，只不过身份所限，没有人敢提。所以大家倒不都怀疑她在扯淡。

太学里开办的数学课使用书颖编的教材，内部在本朝的加减乘除基础上引入现代数字和数学符号，还将其分化系统的支科，其中应用数学上就有财会数学、工程数学基础。这些并不是深奥的高等数学，智力门槛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

书颖在京时，每三日都会抽半天去太学讲数学课，还有另外四位算科出仕的小官作助教。太学里的少年学生的政治主张原来并不清晰，都是可塑的。

书颖不但是皇太后，而且她的传奇太多，就算不支持女主天下的少年，也会想去看看天下第一美人、凌云女侠、当代第一全才。一见她面，少年人就免不得想多见一见。

听她讲课风趣幽默，知识点却很实用，相比被逼着“写作文”，他们当然喜欢学这门学问。

书颖从医学、唯物历史学、时政案例、商道案例各种角度给他们洗脑，学得好数学的人才是最有用的人，数学的头脑才是最优越、最迷人的头脑。

压抑太久的“文科差生”就像现代2000年左右的小县城的那种数学都能考140几分，英语却少有突破40分的乡下学生一样怨念，开始反对他们父辈、祖辈的取士价值观。

其实张主变法的新党本来就重视算科与法科而要改革太学教育，这是有大抱负的良心官员在实践中看到朝廷突显的问题而提出来的。

书颖凭着虽然常被骂却有无可争议的才能实力方能使出这一招“穷则战术穿插”你反对我，我先攻略了你儿子、孙子。

书颖这招就将士大夫与太后皇权的对立、新党旧党主张对立，很大部分转移成文科生和理科生争夺学术话语权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变成了个性差异的智商优劣议题，从而减轻了自己的政治压力。

激进的理科信仰的年轻人开始了最早的理科对文科的“学科歧视”，但事实上这种时代文科生士大夫的地位比理科生高多了，所以这在书颖的可控范围里。

很多觉得自己没有希望考上进士却对学理科有信心的官宦子弟就冲在最前面。

书颖用白话和现代数字、公式、符号编写教材，通俗、实用、易懂，她亲自上课的水准，哪里是那些老古董的在故纸堆里埋首可比

其中不少人的数学成绩确实极好，还有好几人考试时常考一百分。这些人又岂会因为自己不擅长“写作文”而甘于被压制不得翻身

士大夫虽然是一个团体，但科举的本质就是打破官位的世袭制，官宦子弟如果不能在科场得名，也难以真正当官或得到受尊重地位，父辈一死，人走茶凉。每个人都会有政治诉求，每个人都希望国家的政策资源是向自己擅长的领域倾斜的，这是人心。

所以当守旧派在民间活动议论，反对太后、新党的取士主张和治国之道时，常发现对方阵营中的支持者是自己年轻的儿子、弟弟、孙子。然后他们被守旧派阵营的人认为是叛徒，造成内讧。

前一个道貌岸然地对待叛徒的守旧人物下一秒发现自己儿子或者亲戚也是支持革新派的，那叫一个酸爽。

孝道也难压制少年人的政治主张，而父母们发现儿子原来有算术的才华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