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不出问题，他其实很愿意开出足够优厚价码。

再怎么说也是一家人，让京城的厂家赚走了，这叫肉烂在锅里。

反而他要是在差价上赚得多了，把利润都拿走，那边还得多给日本政府缴税呢。

那干嘛不把利润尽量多的留在国内，干嘛不对家里人实在点

即使同样在缴税，那也是支持自己的家乡建设，是爱国之举，对不对

总之，宁卫民从不认为两边存在什么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会有什么谈不拢的实质障碍。

在他心里，这件事应该是稳拿把攥了，其余的就是快刀斩乱麻的确定工厂，签合同了。

可结果没想到，实际情况却和他想象中完全不一样，这件事居然“难产”了。

现实又给他上了一课。

问题不是出在李处长身上。

应该说，李处长办事还是挺实在，也挺靠谱的，前后带宁卫民去实地看了三家厂家。

有两家是轻工局麾下排名第一和第二的箱包厂家，还有一家是轻工局下属最大的皮革制品厂家。

三家工厂规模，最小的也在千人以上，生产设备和职工素质，也是全市最好的。

不过这三家厂子虽然一开始都挺热情，也很感兴趣，甚至还摆酒迎接，热情款待。

但由于宁卫民为了给日本政府少缴税，不能直接和国内工厂产生联系。

需要以国内的易拉得公司为中转，好把出口价定的高高的，用这种方式把绝大部分利润留在国内。

所以宁卫民并不是以日本大刀商社名义跟代工厂商签合同的，能以这易拉得的名义来下订单。

而且所有的原材料都用的是本地采购，不涉及进口。

最终的成品质量要求也极为严格，还不允许厂家超量生产在国内销售。

这些厂家就非常奇妙的转变了态度，变得不是那么热衷了，甚至很有些冷淡。

“李处长，这个项目我们的能力可能接不了啊。您知道的，我们下半年生产任务重。宁先生的要求这么高，订货量又大。我们勉强承接，怕是达不到质量要求。我们可是怕被扣钱啊。要不，您二位去问问别人”

有的厂子拒绝的还委婉点，开始自曝其短。

而有的厂子却忍不住公然对易拉得的成色表示嫌弃。

“哎呀，原来你们不是外资企业啊，只是个合资公司。李处长，您这可没把事儿说情况。您当初跟我们传达指示的时候，说是来自日本的海外订单，我们就当成外资企业了。要不这样好了，局里等两天，我们厂领导班子再开会合计合计，看看生产计划能调配开不行”

有的厂子甚至不惜当面发起了牢骚，还大言不惭要条件。

“我说李处，咱局里可不够意思啊。我可听说局里可是把西德的订单都给了老马他们厂了光每年原材料的进口配额有三百多万。怎么我们厂就这么不受待见，就拿这种订单对付我们。也太厚此薄彼了吧要我们接订单也行，但我们有条件。您得同时再给我们介绍个真正的外商来”

总之，虽然这件事有着良好的开端，中间也算顺利，但最终没能有个完美的结果。

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等于三家厂子都回绝了宁卫民的订单。

这不但让李处长感到十分尴尬，觉得自己有点办事不周，累得宁卫民白跑了好几趟。

同样也让宁卫民感到十分光火。

他是怎么都琢磨不明白这三家企业是怎么想的

明明都是钱啊，而且他也可以给外汇啊

怎么这些厂子到了最后，就没人愿意拿正眼瞅他了呢

反倒弄得他好像低人一等，是他拿着支票来求人的呢

他可是甲方啊

甲方

你们这些乙方臭牛个什么劲

这事儿都邪性了都

是不是外企又怎么了

就这样，本来挺好的事儿就这么出了岔子，李处长推荐的几个厂子都是消极对待，完全没法再继续谈下去了。

这仨厂子算是把宁卫民和李处长一起给撂在半路上了。

后来啊，几还是李处长不甘心让这事儿糊里糊涂就办砸了，有点怀疑是局里谁给他下绊子了。

不惜找遍所有的关系，东打听西打听的，几天之后才弄明白怎么回事。

敢情这事，跟宁卫民是不是以外资企业的名义跟他们合作，还真有关系。

关键就在于此时外资企业的特殊地位，以及他们在共和国境内所享受的特殊优惠政策上了。

众所周知，八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共和国对于外资和先进技术有着极大的需求。

当时合作的主要模式，就是外资企业设备、原材料、来样和建厂房的资金，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

共和国这边所能的除了土地就是劳动力。

中外双方就以这种条件形成了一种“三来一补”合作机制。

外商有享受进出口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