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北方人都是光说不练。

好多人都是嘴上说特凶，说咱冲上去干什么事儿，天花乱坠的，但心里却想算了，我得在最后一个。

所以北方人永远是说了等于白说，没有实际行动。

九十年代的时候有个笑话就是针对北方人这一特征的。

说有几个北方人和一个南方人同桌吃饭。

北方人其中有一个说，最近有个什么样的好机会能挣钱。

在座的北方人都说好，回应都是“你只要挑头，我们就跟着。”

唯有南方人只默默赔笑听着，不做任何评价。

结果所有北方人，包括最先提起的那位，都没什么实际行动，就当没这回事儿了。

反倒只有南方人真的尝试了一下，后来还真就挣着钱了。

最逗的是，当南方人出钱请客，在酒席上感谢那个给他出主意的北方人的时候。

此人不但出乎意料的惊奇，而且还因此落了不少埋怨。

其他的北方人居然一起责怪他。

“哎幼，有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光告诉他了，没跟我们说啊”

瞧瞧吧，这显然以一种揭疮疤的方式把北方人的小丑形象曝光于天下。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种现象虽然普遍存在，却不能简单的得出南方人就精明务实，北方人就愚蠢虚伪的结论。

因为这种现象脱离不开特定的客观环境，这个笑话的立场也就有失公允。

虽然很可能这件事是真实的，但要真的站在双方不同的角度来分析看待，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别的不说，先得重申下时代特殊性，这是九十年代啊。

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呢

铁饭碗还在，而且北方人大多数都很享受这种稳定的生活方式。

南方人却不是这样的，他们最先走出家乡，选择外出做生意的人比北方多得多。

另外还得多注意一个细节，笑话里，这一席人大多数可都是北方人，只有一个南方人。

为什么会这样

是不是最大的可能性，这饭局是北方的城市摆的。

那南方人异地求存，才请客来巴结一些人

那要拿两个不同生活处境，不同职业的群体，甚至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来做这样的比较，是不是一种不公平呢

比方说完全可以想象一下，像这样一个能干不能说的南方人，在国营单位能混得开吗

反过来几个北方人，是不是那种压根缺乏经济意识的人呢骨子里就没怎么看重经商的人呢

这么一想，或许也就解释了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北方官僚多，南方商人多。

所以这本质上，还是一个“夏虫不可语冰”的问题。

不同的生存环境和要求造就了不同人的生活准则和生活能力。

说白了，别看同样都是乌龟，但海龟非要嘲笑陆龟不会游泳，其实没什么意义。

至于对宁卫民个人来说，他既然是个有幸得到了超越时代见识，能够俯览人生和时间的人。那么通过身边发生的事儿，看待这个问题也就越来越清晰。

他就发现自己的身边处处充斥着这个道理的现实例子。

最直接的，像皮尔卡顿投资团的这些高管们，就真没几个人能记得帮他兑换日元的。

别看喝酒时，都答应得痛快着呢。

可除了齐彦军出于好面子，很讲义气以官价给他送来一百二十万日元。

沙经理大概是出于不肯放过任何机会的市侩，也以黑市价试探性给他送来三百八十五万日元之外。

再无旁人记得这个茬儿了。

他呢，也没食言而肥，除了表示感谢，一概收下。

私下里，也的确把预计日元会大幅升值的判断告诉了齐彦军和沙经理。

劝他们哪怕在国内用不着日元，也尽量把手里的钱多换点日元才划算。

但也就这样了。

无论他们愿不愿意相信，相信后又能照做多少，那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了。

而那些大部分人都在忙着花钱享受的其他投资团成员，甚至就连怎么消费，怎么处理个人财富，也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照样能反应出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学识眼界。

比方说买汽车这件事。

出身是工农兵大学生的赵大庆就订了一辆桑塔纳。

小顾则要买日本的蓝鸟，这跟他年轻，喜欢日本电器，不无关系。

还有人是皮尔卡顿公司的忠粉，就相信法国货，想尽办法也要买辆法国车。

无论地平线、雪铁龙都行。

此人还喜欢存法郎，公司发下来的外汇券，他基本都兑换成法郎了。

哪知法兰西这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大争气，法郎基本上是年年走低。

倒还不如不捣这乱，打一开始就存外汇券划算呢。

还有个人他不想买车，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