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因为散啤价钱便宜啊，比汽水冰棍都解渴。

才使得人们因为囊中羞涩勉强自己改变口味，从不接受到逐渐接受。

结果适应了就一发不可收拾，因为从本质上说，散啤还是一种瘾品。

于是七十年代成了“散啤”消费增长的黄金时代。

就这样，京城的人们开始爱上了它，然后就变成了趋之若鹜的“追捧”。

只是虽然喝得人越来越多了，啤酒的产量却没能随之增长。

很快，人们就发现市面上“散啤”变得越来越不好买了。

价格也从两毛一升，两毛六一升，四毛一升，一直涨到了现在的五毛六。

到了今年的夏天，京城几乎所有老少爷们都已经把打一暖壶“散啤”，当成消夏必不可少的享受了。

偏偏此时的京城却还是只有两家设备陈旧的老啤酒厂。

一家是民族资本“双合盛”改的“五星啤酒厂”。

一家就是过去小鬼子“麦酒株式会社”改的“京城啤酒厂”。

这两家啤酒厂哪怕开足最大马力，一个月也只能生产不到三千吨啤酒。

如果按照当时京城四百余万人口计算，每人每月还分不到一瓶。

可就是这么一点也不能全部投放到市场上去。

因为大部分生产出来的啤酒都卖给了协作单位，没有进入市场。

还有一部分是专门供应特殊商业系统、大宾馆和政府招待所的。

实际上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啤酒每月不足百吨。

这一百吨绝大部分还都是散装啤酒。

想想看吧，这口子有多大。

按三千吨算，每月一个人论不到一瓶。

一百吨就更甭说了，连一酒盅都到不了。

所以这一年也就成了京城有史以来，啤酒供应最紧张的一年。

那么本来就供应趋紧的夏季，当然是这一年供需矛盾爆发，到达极致的时候了。

这一年，京城啤酒稀缺到了什么程度呢

尽管每天上午十点左右就有人持暖壶、塑料桶，望眼欲穿的企盼着送啤酒的汽车的到来。

可老百姓等了也是白等，在副食商店根本就看不到啤酒的踪影。

这年头拉散啤的是“130”罐儿车，简直不能开上街。

因为一上街，它就成了人民群众的狩猎目标。

汽车在前头开，后面能跟着一大长溜蹬着自行车的人在追。

当然，虽然有时能追到卸车的地儿，可太远就没戏了。

更倒霉的是往往追了半天也是空罐儿，根本没酒。

要说唯一能确定买到“散啤”的地方，也就只有饭馆了。

但饭馆也不是个个都有，得靠各自的领导的公关能力和门路。

即使弄来也不是为人民服务的，餐饮业的奖金要靠这玩意找齐儿，否则谁平白无故费这个力气啊。

所以京城各大小饭馆贴出不成文规定“买半升啤酒搭卖一盘菜”。

瞧瞧，就是这么档子事儿，谁也无解。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饭馆，谁都觉得自己憋屈，谁都觉得自己占理。

那真吵起来，还有个完

好在不同于现场这帮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宁卫民是知道这其中过节的。

而且念着街里街坊的关系，念着边大爷和边大妈平日的好处，他也没坐视不管的道理。

眼瞅着这局面就有要动手的趋势了。

他见机不妙，赶紧就挤了进去，帮着劝架。

对付边建功最好办，宁卫民直接就说边大妈马上这就过来了。

一听报出老太太的名号，边建功当时就哑巴了，气势全灭。

更妙的是，饭馆这主儿也认得边大妈。

平日里都点头不见抬头见的，虽然不怎么熟，也知道是段儿上的居委会主任。

自然觉得没必要把关系弄僵了。

于是口气也缓和了。

再加上宁卫民会来事，敬了一根烟，说了两句好话，这位也就顺势就坡下驴了。

轻而易举，一场发生在即的冲突化于无形。

只是尽管宁卫民自觉做了件好事，颇有些沾沾自喜。

可结果却远没有他预计的那么圆满。

围观的一帮好事之徒因为没了热闹可看，“嘘”声一片倒也罢了。

问题是边建功也有点不识好人心。

走出了大老远，得知真相。

不但不谢，反而还埋怨起宁卫民来了。

甚至看那脸红脖子粗，手握拳头，面容扭曲的意思，倒像是要把一腔子的火气出在他身上似的。

而就在宁卫民后悔多管闲事，觉得边建功忒不知好歹时候，更让人没想到的事儿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