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卫民办事从不耽误工夫。

才吃过了槐花懒龙，第二天一早，他就又主动邀约天坛园方的几位主要领导，以及乔万林和其顶头上司一起去吃宫廷大菜去了。

要说起来，从家常饭菜一步就迈到了顶级的山珍海味的水平，这悬殊是有点大。

而且他抽不冷子就冒出这样一个“实地考察，吃饭取经”的主意。

对旁人而言也确实有点仓促，让人措手不及。

毕竟京城人在请客吃饭的事儿上是最在乎礼节礼貌的嘛。

俗话说，三天为请，两天为叫，当天招呼的只能算是现提搂。

可问题是，像这样的“紧急公务”，那是宛如二师兄升任“净坛使者”一样的美差啊。

谁也逃不过这种诱惑，这是人的本性。

绝没有人不愿意推掉手里的事儿去尽力配合的。

尤其按照常理来说，哪怕是天坛园方和服务局的干部，也无缘品尝那些常人只得耳闻，贵得要命的东西。

或者说，他们的职务和级别决定了他们所能参加宴饮的水准，顶多也就是便宜坊、老正兴、都一处、一条龙这样普通馆子范畴而已。

1978年之后，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

共和国带着刚刚摆脱禁锢的喜悦，沐浴在新时代的光辉里。

只是尽管社会大体环境在持续不断的好转。

但也并非所有人的日子，都能于第一时间扭转颓势，奔向幸福的康庄大道。

因为有句话说的好，全天下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而不幸的人却各有各的不幸。

别忘了，五个手指头还不是一边儿长呢。

人世间总有那么少数的几个人，是背得离谱儿的特例。

明明没做错什么，他们的日子却在酸涩的苦水里越浸越深，一点儿不见好转的迹象。

让人无法不心生同情。

可即便是这样的可怜人，也仍旧不是最糟的情况。

说白了，就像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比惨”段子一样，那才叫造化弄人哪

这可不是胡说八道，现实生活里，真有这样的事儿。

别处不提，就说京城煤市街扇儿胡同2号院的一老一少吧。

他们就属于这样狭路相逢的两个倒霉蛋。

老的叫康术德。

1918年生人，祖籍津门静海。

少年时逃荒来到京城，后以“打小鼓儿”为业。

由于旧时年月里，京城只有两个行业最来财。

一个是吃瓦片的，另一个就是古玩行。

康术德不但在京城娶了媳妇，还买了房子。

实际上这扇儿胡同2号院，他就是房东。

只是时代的更迭，却让人生的方向很难把握。

解放以后，康术德全家都回了老家。

随后经过十几年的沧海桑田，变得只剩下孤身一人。

1979年，老家房子偏偏又因雨坍塌了，康术德就又跑回京城来了。

再见面，院子里这些老房客对康术德都心生同情。

因为就他那穷困潦倒的样子，比起他当年要饭进京的形容也不差什么。

于是在几户房客的说项之下，经由街道和房管部门批准。

康术德就搬进了他原先住过的两间小北房，暂且容身。

由于户口申请有个过程，康术德领的粮本儿是临时性的，每月的油盐酱醋，暂时都得靠邻居们帮衬。

经济来源呢，康术德也只能先靠给运动中改名为“京城中药店”的同仁堂糊纸盒子聊以过活。

这样的处境，对这么一大把岁数的人来说，可怜不可怜

可别看他可怜，还有比他更可怜的。

说起来也邪门了，就没有这么巧的。

偏偏就在康老头儿勉强安顿下来不久。

另一位同样有权住这两间小房的主儿，也在1979年冬天，跑回京城来了。

这就是返城知青宁卫民。

说起这小子，更是个苦孩子。

宁卫民是1961年生人，父亲宁长友是大栅栏起重社的三轮车夫。

在他两岁的时候，就因为烟酒无度犯了脑淤血，早早过世了。

宁家实打实，没有什么亲戚朋友。

所以这幼年丧父的孩子，连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

全是靠他那个在街道缝纫社上班的寡妇妈独自拉扯大的。

至于他们娘儿俩搬到扇儿胡同2号院来，当然是康术德一家搬走之后的事儿。

主要是街道干部们特意照顾，可怜卫民妈寡妇失业的不容易。

觉得她们要是搬到这儿来，上班也就近了。

而搬到此处之后，明明住得好好的，宁家娘儿俩为什么又会让这两间小房空置呢

那也只能说命运的捉弄了。

敢情宁卫民初中毕业后，去京郊房山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