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去的各种好处之后，曲余同几乎是没有什么犹豫就默许了海汉在舟山的各种动作，并且后来还配合海汉从浙江内陆为其商业和移民资源。

不过海汉在六月间突然出手，在杭州城里拔了于平风、郭正、廖训这三颗钉子，在浙江官场上掀起的风波着实不少。虽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能将这三人的失踪跟海汉联系到一起，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三人算是浙江官场上反海汉的主导人物，要说三人的失踪与海汉毫无关系，恐怕也不会有几个人能信。

事情传开之后，曲余同自然也设法向海汉打听过相关消息，但这对海汉而言是不可对外透露的绝密行动，知情人全都对此讳莫如深，也一致坚决否认了与其相关。但这样苍白的辩解并无实证，也很难让曲余同彻底打消对海汉抱有的疑心。便正好是在他疑神疑鬼的时候，海汉舰队从舟山港起航北上，而这支规模达到上百条船的庞大船队出行，就不免会让曲余同生出了误解。

其实到这个时候的形势发展都还是在海汉的预计之中，海汉也计划好了用更多的实际好处来稳定宁波府官场的人心。但曲余同在这个节骨眼上表示要跟海汉划清界限，并将限制海汉在宁波府境内的各种活动。

尽管明知对方的态度可能只是一种讨价还价，以退为进的手段，但为了不妨碍大局，石迪文还是很主动地向曲余同表示“一切都可以商量”。于是曲余同那边就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有些激进的方案，即双方通过家族联姻的方式来巩固现有的合作关系。

这个方案其实与陈一鑫在登州的遭遇大同小异，差别就在于陈一鑫所遇到的对家是地方豪绅，而石迪文这边对上的却是大明的朝廷命官，堂堂四品的地方大员。这种联姻的政治意义也远非陈一鑫那边的状况可比，也不是海汉某一个人就可以作出决断，自行答应或者拒绝对方。

王汤姆北上的时候，舟山基地的穿越者几乎都跟着他悉数出发了，只留了石迪文在浙江坐镇指挥，而对方提出联姻，很显然这个对象就石迪文了。

石迪文心知这事比较大，第一时间便向三亚的执委会进行了汇报，得到的答复是尽快调查清楚曲余同提出这个方案的原因，至于是否要与对方实际接触，执委会倒也没有给出定论，只是让石迪文“酌情处理”。

要调查这件事的真相倒也并不困难，很快曲余同自己就主动将答案公布出来在杭州城发生了于平风三人失踪的事件之后，有人以“勾结外番”的罪名，偷偷向上头打了曲余同的小报告。虽然这种不痛不痒的罪名很难真正让曲余同翻车，但如果朝廷有人想借此立威，又或是扶持自己人上位，那还是很有可能会将曲余同从现在的职位上调离。

曲余同想洗白自己几乎是不可能了，如今宁波府可是有不少海汉人的产业，他也不敢真冒着开罪海汉和本地富商的风险去清除掉这些业已开始运转的行业，有心人真要收集他的“罪状”，在宁波府走一圈随便就能弄到一大笔。所以不甘放弃现有环境的曲余同所想出来的应对办法，并非设法洗白自己，而是打算走另一个极端要告我勾结海汉，那我就好好勾结给你们看，除了我曲余同之外，还有谁能维持宁波府的和平

曲余同希望通过联姻的方式，将双方在明面上的关系也捆绑到一起，同时通过海汉向浙江官场施加压力，不接受任何人取代他曲余同的位子。虽然其目的是为了保住在宁波府的地位，但这种手段可谓是破釜沉舟，决心极大了，与当年罗升东投靠海汉的举动相差无几。

当然石迪文也不会听信他的一面之词，让安全部在杭州城设法打探了一番，得到的消息倒是印证了曲余同的说法。浙江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三大衙门的风向都很一致，认为海汉人在浙江地区的行事有点缺乏控制，而其根源便是在于统辖舟山群岛的宁波府施政不力，于是这顶帽子便扣在了曲余同的头上。

三大衙门的意见如此统一，也就难怪曲余同会着急了。但要认真说起来，他背这个锅也确实不冤枉，海汉从攻打舟山开始，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已经将杭州湾以东海域划为己有，在宁波府铺开了自己的商业体系，并且利用军事和经济手段影响杭州湾周边各州府的官场风向，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得益于宁波府的配合。如果没有曲余同这号人物，海汉在浙江打开局面的进程或许会比现在要慢上许多。

从这个角度来说，曲余同也算得上是海汉进入浙江的有功之人，而先前的划清界限，其实更多的目的是做给杭州府的高官们看，他自己也知道这种表现为时已晚，很难挽回上头对自己的印象。所以私底下又反其道而行之，直接走了另一种极端，选择主动将自己绑上海汉这条大船。

不管曲余同是出于自保还是“对先进社会制度的向往”，既然他已经表示了投靠海汉阵营的意愿，那么原则上海汉也不会拒绝大明官员作出这样的选择，哪怕曲余同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贪财又怕事，似乎并不是什么好官，但对海汉来说就算是千金买马骨，也得尽可能将他保下来才行。就算保不住他的官位，也得保下这个人，也算是给浙、福、广三地众多与海汉合作的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