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于范隆根个人，而是由他的家族占了大半，东印度公司占了三成，范隆根本人其实只有一成所有权，相当于是带船入伙的性质。

由于有家族的助力，范隆根是以科恩左右手的身份来到远东，很快就成为新任总督手下的得力干将。这在远东一待就是十二年，范隆根也已经从初出茅庐的清秀小伙，变成了胡子拉碴的中年大叔。而他名下的船只也从最初的一艘，扩大到现在由七艘帆船组成的一支船队，足迹遍布了从日本、朝鲜到南海爪哇诸岛的广大海域。尽管每年还是必须将收入的大部分上缴给家族和东印度公司作为分红，但总体收入的增加已经可以让他在巴达维亚过上非常体面的上等人生活了。

1631年6月12日，南洋爪哇岛巴达维亚港。

自从12年前科恩开始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第三任总督，巴达维亚城就成为了荷兰人在亚洲的主要目标。在科恩赶走了原本占领这里的万丹军队之后，东印度公司将总部也迁到这里，并且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来经营巴达维亚城，将这里逐步打造成荷兰人在东南亚的政治和经济中心。

荷兰人从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运来巨石，从东爪哇的扎巴拉运来柚木，从大明招募大批吃苦耐劳的华工，在爪哇岛的西北海岸线上修建起了这座大城。这里的运河与排水道的挖掘、房屋和港湾的建造、城墙与防御工事的修筑，绝大部分都是由大明来的华人工匠完成。荷兰人对于善于工程营造和商业贸易的华人也非常器重，每年为引进华人移民所投入的资源都是十分巨大。

总督科恩还制定了一种运营模式，即把一切零售商业，包括沿海贸易的承包权都交给华人首领甲必丹来负责，而荷兰人则是通过任命华人甲必丹来对本地的华侨社会进行间接统治。1619年，科恩任命了他的密友苏鸣岗为首任甲必丹，虽然这个职位是由华人长老通过比较民主的方式推选出来的，但却必须要得到荷兰人的认可才能上任，因为这个职位的性质就是华人在荷兰总督府的利益代表和中介人。

每个华侨都需要按月到甲必丹府缴纳人头税，这笔税收占了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各种税收综合的一半以上，足见华人在当地社会中的重要性。而巴达维亚港的海上贸易对象除了东印度公司自己的船队之外，九成以上都是来自大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达维亚的崛起，华人绝对是必要条件之一。

不过今年最近几个月的的情况有些不对，进入四月以后，从北方返回巴达维亚的船只就无端减少了很多。原定在这段时间里应该从大员港陆续返回的三艘商船，在过了预定时间一个月之后居然都还没有出现，而这种状况在过去的几年中还没有出现过，已经引起了总督府和东印度公司高层的关注。当然他们目前还不知道，从巴达维亚出发北上去大员港的商船中，也有倒霉鬼已经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航程之中。

按照惯常的气候状况，每年这个季节在南海上的确会有台风，船毁人亡的状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不过荷兰人在这条航道上已经跑了不少年头，如何在台风季节选择一条相对安全的航线，避开危险的海况，每一艘船上的荷兰船长都掌握了相关的技能。如果说每隔半个月出发的帆船居然接连三艘都在海上遇到极端海况而失踪，那这种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

东印度公司的高层们在开过会议之后，认为无非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就是海难，那样当然是无从再找到失踪的商船；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帆船在海上被人拦截，如果是后一种可能，那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荷兰在远东地区有两个争斗多年的强劲对手，一个是葡萄牙，另一个是西班牙。葡萄牙近年国势衰弱得厉害，不但沦为了西班牙的附庸国，而且在远东地区与荷兰的争斗中也是屡战屡败，已经被荷兰抢走了印度半岛和东南亚的不少殖民点，可以说是仇深似海。

而荷兰为了能够从西班牙手中拦截大明出口贸易的份额，这几年也是派了不少武装商船到大明东南沿海与马尼拉之间的航线上巡航，截杀西班牙帆船，拦截大明商船并胁迫他们将目的地改到南方的巴达维亚。这样的做法自然是招来了西班牙的不满，不过双方到目前为止暂时还没有分出高下，海上的截杀与反截杀依然还在日复一日地上演着。

以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对手的实力，要在南海上截杀荷兰商船并非做不到，而且他们的动机也非常充分，可以说是嫌疑非常大的对象，也是荷兰人现在最为怀疑的目标。

除了这两支势力之外，也有人提出了其他可能，比如说南海海盗和近几年在大明琼州岛风声鹊起的海汉人。南海海盗存在着许多支势力，但实力都不算太强，截杀荷兰商船会比较吃力，因为他们的老式帆船很难在海上截住航速快出一大截的荷兰帆船。

倒是琼州岛上的海汉人有一定的嫌疑，因为他们的事迹在最近这几年里已经街知巷闻，就连并没有跟他们建立直接贸易关系的东印度公司也收到了很多相关的情报。

这些据说是来自于海外的华人后裔有着跟大明完全不同的路数，他们精于工程营造和海上贸易，有着大量的能工巧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