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民众的组织性和服从性。像这营区编制的十人一舍，这十个人每天的活动就必须集合在一起来进行，不管是听课还是进餐，都要以十人为单位行动，而且随时都会受到民政干部的抽检，管理之严格堪与军营相比。而另一个特点就是各种场合都必须依序排队，不管是吃饭、淋浴、领取生活用品，甚至上茅厕都得排队，不愿排队的人在挨过几次棍子之后，往往就记住了这个规矩。

阮经贵这一舍人排的位置非常靠前，并没有排上很长时间就到了轮次，这也是因为他们这一舍里住着阮经文这个前南越军官，每次集合的速度都比同期住进来的其他宿舍要快那么一会儿。不过今天的晚饭内容实在也没什么好期待的，依然是一成不变的米粥加上炒时蔬，还有今天的特供加菜每人一条三寸长的咸鱼。

由于海汉治下地区盛产食盐，加上本地日渐发达的造船业，咸鱼这东西在本地的价值甚至还比不了同等重量的稻米，因此这种加菜无论如何也说不上有多好，只是能让移民们适时地沾一点荤腥而已。而旁边的队列就是营区工作人员领取伙食的地方，看着人家的伙食还有虾蟹、腌菜，就连咸鱼也比自己碗里这条长了有一半，阮经贵不禁默默地咽下了一口唾沫。

“看什么看盯好你自己碗里的菜”仿佛是感受到了旁边注视的目光，正在打饭的一名保安转过脸来喝斥道“吃不要钱的饭菜就别挑挑捡捡的”

“我有银子，我也要吃好的”仿佛是受了这话的刺激，后面有个家伙立刻就叫了起来“这种饭菜多少银子一份给我也来一份”

“新来的吧这地方银子是用不了的，得用流通券”后面有已经熟悉了本地规矩的移民立刻指点道“你就算有银子，也得等从这里出去之后，拿到胜利港的兑换中心去换成流通券，才能在食堂里买到饭菜。你拿银子铜板出去用，没有地方会收的。”

阮经贵去年来胜利港的时候，就已经见识过了本地的特殊流通货币。他做了多年的生意，自然很明白海汉人在治下地区控制银钱流通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海汉人的这一招可谓相当高明，用强制性的方式将民间所有的贵金属都集中到执委会手中统一安排使用，而流通券的易用性和信用保障，又让本地民众不会太排斥这种强制执行的金融制度。海汉执委会手里有了这么多可以灵活调用的财富，不管是要搞开发还是扩充军队，在经费上的宽裕程度无疑都要比普通的地方政权大得多。

阮经贵再回想自己的国家，如果顺化政权有类似海汉这样的金融制度和行事手段，那又何尝会因为财力不足而无法支撑长时间大规模的战争。据他估计海汉人在顺化城破之后运走的民间财富至少是以百万两白银计，这么多的钱如果能集中到一起，用于军队的建设，恐怕早就已经把升龙府给踏平了。

当然了，这种事也只能想想而已，如果要让国民们把家里的真金白银都拿出来交给官府，第一个跳起来的肯定不是普通百姓，而恰恰就是他们姓阮的族人。作为南越地区最有权势，同时也是最富裕的一群人，阮氏族人几乎已经是把这个政权的治下地区和民众当作了自己的私产在看待，但如果要让他们把私产吐出来变成整个政权的公产，那就万万做不到了。如果执政的阮福源敢提出这种主意，那不等北越军打过来，顺化城里的阮氏族人就会先要了他的命。

1629年4月11日，三亚鹿回头半岛，移民隔离营区。

四条超过十丈长的队列排在营区的大门外，队列的尽头的是遮阳棚下的食物发放点。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地上用石灰粉划好的直线排队等候，如果有人试图插队或者有意扰乱队列秩序，那么很快就会有提着黑色短木棍的营区保安过来维持秩序，稍有不从者就会被劈头盖脸地揍一顿。如果还不服气，那就会被拖出队列，扔进百丈之外的另一座营地苦役营。要是进了那个地方，最快也得服满30天的苦役才会有机会出来了。

这些在移民隔离营区维持秩序的保安跟有正式编制的海汉警察有所不同，他们只是从预备役民兵中挑选出来的人员，分时段在这里担任保安，以缓解司法部门警力不足的缺口。这些人基本都有自己的本职岗位，只是在非工作时间在这里做兼职多赚一份收入而已，虽然说不上有什么战斗力，但配发的木制警棍和铜哨已经足以对付这些手无寸铁的移民了。

阮经贵手里捧着一个直径八寸的粗瓷大碗，此时也老老实实地站在队列中等候轮次。这种顶多就值几个铜板的大碗上面连惯常所见的装饰花纹都没有，碗壁上倒是有“节约粮食，浪费可耻”八个汉字，碗底还有“胜利港陶瓷厂”的印鉴，配发的筷子也只是很普通的竹筷。碗筷是在入驻移民隔离营的时候就按人头发放下来的，要是放在过去，这种大路货阮经贵恐怕连一眼都不会多看，但在这里所有的事情都必须靠自己去完成，如果没有碗筷，那很可能就会连饭都没得吃。

阮经贵在安南的时候虽然并未进入官场，但好歹也身为贵族，每天睁开眼之后的衣食住行都有人服侍，活了几十年也从未有过自己端着碗排队等放饭的这种经历。去年那次作为和谈使者来到这里的时候，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