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广办在大陆找到了供应商，就是来自惠州府的“海丰号”商行，目前每月都会有十余吨锡矿从惠州运抵广州，然后转运至胜利港。而这些锡矿目前已经开始派上用场生产部门上月已经试制出了一批铅锡合金，用来制作印刷用的活字，只要化工部门的印刷油墨试制成功，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自行印刷一些宣传资料和扫盲读本了。

另外以田独工业区为主的电力覆盖区，也需要大量的铜来架设输电线路。目前一号基地和港区范围，使用的电力仍然还是依靠光电为主，这显然不符合执委会把胜利港建设成“宜居城镇”的目标。至于铜在机械、冶金、轻工方面的用途就更为广泛了，说得严重点，铜供应量不能得到很好解决的话，足以将穿越集团的工业化进程拖慢数年。

以此时大明的铜价作比较的话，从日本进口虽然路途较为遥远，但即便加上运输费用，却仍比大明低了约三分之一。大宗购买的话，成本还能摊低不少，对于穿越集团这种用铜大户来说是相当划算的买卖。

不过董烟云对此仍然有些疑虑“我家主人早年的确与日本有不少贸易往来，但近年日本人更愿与红毛人做交易，可能还需等在下回到福建之后再打听一下进一步的消息。”

董烟云这话说得云山雾罩，不过在座这三人却很明白话外的意思。当初大海商李旦控制了日本对大明的绝大多数贸易份额，李旦死后，许心素和郑芝龙分别继承了他在大陆与台湾的遗产，而日本方面的资源也被两家所瓜分。如今许心素和郑芝龙打得不可开交，作为局外人的日本方面自然会存在坐山观虎斗的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许心素如果找日本人进行大宗的交易，对方的态度就比较难以预料了。

宁崎这时候接话道“董先生，为了表明我们的诚意，我就送你一场大富贵好了。你有没有听说过滨田弥兵卫这个人”

董烟云摇摇头道“在下一向只在福广江浙活动，对于日本了解不多，愿闻其详。”

宁崎便简单给他讲述了关于滨田此人的事情。滨田弥兵卫是一名日本海商，在1626年到台湾购买生丝时与荷兰东印度公司起了冲突，第二年滨田回到日本，便晋见幕府将军德川家光，试图说服江户幕府反荷。而1628年春天，滨田再次率数百日本人到台湾，这次就被荷兰人直接来了个狠的，从船上抄出大量武器和火药，将人船货全部都扣下了，滨田本人也被囚禁起来。

宁崎说到这里便停了下来，董烟云不明所以地看着他道“宁先生为何不接着说下去”

宁崎心道接下来的事情这时候还没发生，我岂能随便泄露天机。当下宁崎干咳了一声道“董先生回去之后，可以提醒许大官人注意台湾那边的变化。如果一切顺利，今年之内，不管是日本人还是红毛人，都会主动求到许大官人门上的。”

董烟云奇道“宁先生为何有此一说”

宁崎神秘地一笑道“此乃天机，不可泄漏也”

宁崎装得神神鬼鬼，其实这事说穿了就一钱不值。滨田在台湾被囚禁了数天之后，带着手下人采取了武力行动，闯入荷兰在台湾行政长官彼得的住处，并且将其儿子作为人质，然后一同返回了日本。滨田回到日本之后立刻将彼得的儿子下狱，并封闭了荷兰人在日本平户的商馆。而在此之后日本与荷兰的贸易便陷入中断状态，直到1629年，深感事态严重的东印度公司大本营才下令将彼得撤职，并宣判其两年徒刑。这还没算完，直到1632年荷兰人将彼得押解到日本交给了幕府执行监禁，双方的贸易才得以重新恢复。

明代福建是我国重要的丝织品产地之一，早在1439年，朝廷便在泉州设立织染局，专门为皇室生产贡品。之后在景泰年间，福州知州毕亨也在当地设立了织染局，根据福州府志的记载，当时福州每年要向皇室进贡绸缎425尺，所用生丝1328斤，全由治下各县摊派缴纳。而到了明中后期，江南丝织业逐步兴起，在技术水平和产量上都大大朝过了福建，这直接导致了福建官办丝织业衰退。

但官办丝织业的衰退并不意味着当地的丝织品市场就因此而畏缩，恰恰相反的是，明前期闽人大多用苎布制衣，对丝织品消费量不大。但到了明后期，丝绸类衣物反倒是成为了年轻人的服装标配。如泰宁县志中记载“泰之产只苎布，苎布之外，一丝一絮必易于外，而今富民子弟，服必罗绮，色必红紫，长袖大带，自为得意。一人倡之，十人效之，浮侈已极。”

类似的记载在泉州府志中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在沿海地区，这种衣着习惯上的改变更是十分显著。消费习惯的转变，使得福建的丝绸市场不但没有因为官办丝织业的衰退而萎缩，反倒是在民间大为扩张。由于福建的产量有限，因此还会每年从江南进口大量的生丝和丝绸。在八通闽志、兴化府志、安海志当中，都有福建富商从江南大量购入丝织品的记载。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唐甄曾撰文“吴丝衣天下，聚于双林，吴越闽番至于海岛，皆来市焉。五月载银而至，委积如瓦砾。吴南诸乡，岁有百十万之益。”这个时期福建每年从江南输入的棉花和丝绸，总量可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