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施耐德很是矜持地回应道。出发前他专门去海运部找了不少资料，恶补了一下航海方面的知识。不过他可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在海面上打败西方列强，那是军警部的责任，他并没有兴趣参与进去。施耐德之所以这么做，主要还是顾虑到万一在广州遇上一些意外，驻广办需要紧急撤离，自己雇条船起码还能知道该怎么一路逃回胜利港去。

施耐德本想着是不是也能在这里登岸游历一番，不过这次李奈却让他失望了。船队只在码头上停留了一个多小时，装卸了少量货物之后，便起航驶离了这个小小的海港。何夕却是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地方实在太臭了。虽说海港的空气中都难免有股鱼腥味，但这里的港口却是实实在在鱼臭掉之后的那种气味，再待久点何夕真的会担心自己的呼吸系统会出问题。

何夕所不知的是，这个时代绝大多数欧洲人控制下的港口都是这样的气味，因为欧洲人根本没有兴趣在港口这种地方建立公共卫生体系。地方官员们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花钱为那些臭烘烘的水手们整理出一个干净的环境反正不管整理得多好，这些家伙到来之后也会立刻把那里变得臭烘烘的。于是几乎所有的港口都成了垃圾堆，而这种管理习惯也被葡萄牙人带到了澳门。

澳门以北便是后世的珠海市，不过此时的珠海还是一片荒芜，从船上望过去根本看不到这片土地有任何繁荣的迹象，甚至连临海的小渔村都很少见。

施耐德对此也感到很不可理解“广州是中国南方的贸易大港，照理说这些位于珠江口的地方应该很繁荣才对，怎么看起来反倒是像荒野一样”

李奈对此作出了解释，原来珠江口外的群岛一直都有海盗盘踞，这些海盗偶尔会上陆进行劫掠，而珠海这一带就是受灾最重的地区，沿海的居民大多自发迁往了内陆。

“这地方距离广州这么近，广州官府为什么不出兵剿灭海盗”施耐德继续问道。

李奈摇头道“官府出兵，海盗就躲，官府一撤，海盗又回来。这官兵一动，那真是兴师动众，银子花花的往外用，多折腾几次还是劳而无功，谁肯背这责任”

“这么说海盗应该布置了很多线人在广州附近，官兵一动，他们就得到消息了。”施耐德立刻便想通了其中的道理。

“那这些海盗的存在，难道不会影响普通商船”何夕问道。

“影响自然是有的，不过商船一般都结队而行，而且本地大商人跟海盗之间或多或少都有些联系。”李奈说完这句话之后指了指自己，意思是“福瑞丰”也包括在内，但没有具体再解释这所谓的“联系”究竟有哪些内容。

不过就算李奈不肯明说，施耐德和何夕凭借后世的经验，大概也能推算出一二。海商跟海盗之间有联系，无非就是几套路，要嘛给海盗缴纳保护费以保出入平安，就如同郑芝龙在福建沿海所做的那样；要嘛就是跟海盗勾结，帮助销赃并从陆上采购物资给海盗；更有甚者，直接就是上陆为商，下海为盗，同时拥有两种身份。

“福瑞丰”在胜利港订购军械的时候已经表明了他们有销售渠道，其实当时执委会就几乎可以肯定“福瑞丰”跟海盗团伙之间可能存在贸易往来。

1627年8月19日，大明天启七年七月初九。

“福瑞丰”的船队在胜利港驻留了十余日之后，终于拔锚起航踏上返程旅途。而施耐德和何夕两人，也顺理成章地上了船作了乘客。他们这次真的是独自上路，甚至连使唤的下人都没有带一个。施耐德想的是到了广州再雇人就是了，而李奈却认为他们这是一种行事洒脱的表现，相对整天围着自己打转，大事小事都要来请示个不停的这些下人，反而是有些羡慕他们的无拘无束至少表面看起来是这样子。

船队一路走走停停，行进的速度莫说与“飞速号”这类快速帆船相比，就连海运部那几艘训练船都比不了。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船上有李奈这个矜贵人物，首要任务就是保证航行的安全和平稳。船队每天只在天明时贴着海岸线行进，天色将暗时就靠岸停船休息，海面上风浪稍稍大一些，便会放慢行进的速度。仅胜利港到琼州府城这两百海里的路程就足足走了三天时间，让已经习惯了紧张日程安排的两名穿越者很是不适应。

船队循例在琼州府城停留了一天，主要是补充给养，顺便装一些本地特产填补空余舱位，另外还给本地的“福瑞丰”分号留下了这次新近购入的部分商品。施耐德也有幸上岸参观了一下十七世纪的琼州府城。何夕倒是之前已经来过一次，便为施耐德当起了向导。

作为海南岛此时的政治经济中心，琼州府城的面积和人口都大大地超过了崖州。在全岛的二十余万人口当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便生活在琼州府城及其周边区域内。而庞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商业繁荣度同样也是崖州那样的流放之地比不了的，施耐德初步估算，琼州府城的消费能力至少是崖州的五到七倍，但目前这里与胜利港之间的贸易量显然还没有达到及格线。

不过这种局面随着海汉商品的逐渐输入，肯定会迅速地发生改变。胜利港的产出品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