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伟想想后继续问道：

“肩章，指挥刀，还有铭牌，可以凑齐四个步兵中队吗？”

“肯定可以！

按照日军编制，四个步兵中队也就六七百人，我们光铭牌就有八百多个！”王烨肯定道。

“那就好！”丁伟明显长松一口气。

然后盯着王烨继续问道：

“王部长，如果我们拿着这些肩章，指挥刀，还有小鬼子的铭牌去找国军军官。

用这些东西从他们手里换药品，不够的话再加点钱。

你说，他们会不会同意？”

王烨眼前一亮，马上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就一脸惊喜回答：

“我明白了，司令员，你说得办法就是给他们送战功！

中央军和晋绥军的各部队一直以来都是屡战屡败。

这些国军军官现在都急需要战功！

如果我们把这些肩章送过去，无异于雪中送炭，他们肯定抢着要！

但是，我们必须要选择好对象，最好选那些没有战功。

但部队装备又好，指挥官水平差，又想往上爬的部队！

司令员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肯定能给你换回宝贵的药品！”

王烨作为八路军老后勤干部，交易这种事情肯定比自己在行。

所以丁伟想都没想就同意道：

“你是后勤部长，当然交给你！

记得带上一些大洋，他们那边的军官都很贪。

该花钱的地方就花钱，不要舍不得。

只要能换回来药品，多救回来两个老兵，比什么都值得！”

“好，我一定谨记！”

王烨说完就下去找参谋长刘忠要情报找目标了。

因为旅部所在位置偏南，而刘忠作为原旅部的副参谋长，对于太岳山区南部的情报还是很清楚的。

众所周知，阎老西一向视山西为其“独立王国”，不容他人染指。

他在军阀混战时期是如此行事的。

然而，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其浓重的地方本位主义依然如旧！

事实上，阎锡山在抗战初期尚能倾其所有抵御外侮。

仅仅1937年晋绥军损失就已过半，其抗战态度之坚定不言而喻.

但是阎锡山固执地错认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不听指挥，不打敌人，专门缴收国军枪械，搜刮人民财物，**农村”。

而且让他尤为不满的是，其倾心培养的山西新军与**关系日益紧密，与他自己却愈发疏远。

为了重新掌控山西新军，阎锡山在蒋介石支持下策动了“晋西事变”进而与我党几近决裂。

由于国军中条山根据地由第一、第二战区协同固守。

且军权、政权分属于卫立煌与阎锡山，这也成为两者矛盾丛生的集聚地。

卫立煌是大家熟知的“七路半”，态度是比较亲近我党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也被中央任命了副国级职务。

所以面对反对迫害我党的阎老西，卫立煌自然看不过去。

当然，这只是两人之间的次要矛盾，主要矛盾还是国军第一和第二战区的权利争夺引起的矛盾。

在1938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四大巨头之一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得到卫立煌的一纸诉状。

诉状内容不详，但徐永昌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卫俊如（卫立煌字）报告山西政党反对中央军云云。”

其实，关于阎老西和卫立煌关系紧张的传闻早在国民党高层传开。

为此同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四大巨头之一的政治部长陈诚还向蒋委员长建议将阎锡山调任兰州行营主任一职，并得到蒋介石应允。

不过徐永昌却认为：

“阎先生过去在晋是功是过，殊费判断，惟今日确是纯功时，代而蒋先生又砍去之。”

意思就是阎老西过去在军阀混战时在山西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个不好判断。

但现在是抗战时期，阎老西是完全的有守土抗战之功，而无过错。

怎么反过来你蒋委员长这时候要把他赶走啊！

所以最后，调任一事自然以得不到阎锡山同意而不了了之。

事后，卫立煌亦坦言：

“会战地域内政治、经济情形特殊，晋南军因环境关系，甚难获得政治上配合。”

当然，这是在丢掉中条山根据地，被鬼子大败之后，他在检讨书里说的。

阎锡山与卫立煌之间的隔阂虽然一直存在。

并随着抗战的深入，两者间的利益纷争更显尖锐。

但两者间矛盾的总爆发还是源自“晋西事变”。

蒋介石对于阎锡山策动晋西事变是极其支持的。

但是，阎锡山在“晋西事变”中却没有得到卫立煌强有力的军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