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瘠，宽乡与窄乡的分布严重失衡。尽管朝廷一直在大力推行编户与均田，但是这些手段能够做到的仅仅只是社会秩序的安定，并不会给关中的农业生产带来质的提升。

农业生产的总量在较长时期内，仍是一种逐步下滑的状态，不管这些土地的拥有者是勋贵豪强、还是平民百姓。

经过几百上千年的开垦发展，关中的耕垦环境已经不容乐观，在没有化肥这一现代农业利器产生的情况下，即便是农业技术有所改进，但也只是将这过程略作延缓，很难再有大幅度的提升。

尽管情况是这么一个情况，可是关中平原对于唐家社稷而言是有着非凡的政治意义，当然不可能完全放弃。特别是在接下来的西线战略中，关中仍然会长期的作为政治与军事中心。

一个以农业为根本的强大政权，其政治中心却不能选择设立在农耕环境最为优越的地区，这也是中唐以后大唐朝廷所面对的一个困境。

对于外部物资的严重依赖，也让运河沿岸的淮西等诸藩镇壮大起来，安史之乱所产生出来的藩镇问题，真要对比的话，其发源地的河北三镇给中央带来的威胁甚至还比不上河南诸镇。单单淮西一地，便先后出现李希烈、吴元济等悍藩。当然，这几个货原本也都是河北佬儿。

想要维持住关中地区的地域优势，就要加强对外的交流与沟通，同时也让关中能有更多的生产方式选择。所以除了编户均田之外，对于民间手工业的推动，也是朝廷近年来一直在力推的一项政策。

这并不是罔顾农耕为基础的立国之本，而是结合现实情况、因地制宜，顺应时势而做出新的改变。关中想要维持住其政治、军事与经济中心的地位，就要对普罗大众有更大的吸引力。

虽然朝廷也可以通过改革漕运、仓储等来改善增强关中对资源的聚合力度，但这与推动民间的商事发展并不相悖，二者大可以平行并进、相得益彰。

过去几年，大唐国力之所以恢复得这么快，与商贸的繁荣也是有着极大的关系。虽然说各项内外政令的改革让大唐的生产力快速恢复，但是像最近的河东、河北与河南等地，此前秩序也都深受破坏，短时间内并不能快速恢复对关中的输血能力。

江南对关中的漕米输送倒是逐年激增，像开元元年江南粮食运到关中总量还只有六十多万斛，但到了开元三年，已经达到了两百三十余万斛之多。短短三年之内，规模激增数倍，这也极大的改善了关中对粮食的需求程度。

但若仅只于此，关中的粮食需求缺口仍然不小，哪怕不会满地饿殍，但也不足以让府库充盈、谷米满仓，可以盛论军事的程度。

官方的粮食输运力量便是如此，而除此之外，民间的粮货供应也是激增。商行中自有古训，所谓千里不贩籴，粮食的长途运输成本大、风险高，且利润不够可观，因此民间行商，对于粮食的贩运热情并不高。

当然，粮食作为基本的生存物资、对于社会的稳定拥有着极强的影响作用，朝廷当然也不能放任民间商贾们囤积居奇，长途贩运牟利。

但是这件事也并不是没有变通的余地，随着各地仓储、漕运环境有所改善，常平仓这一制度便又重新焕发生机。

此前朝廷仅仅只是依靠地方官府进行经营，覆盖面有限且效率并不高。而且官府在和籴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大量强买与摊派等现象，官员们往往为了政绩与利润，有的时候甚至连民户们的口粮都不放过。

毕竟由官府进行的买卖，彼此势力与体量本就不相同，又怎么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的互惠互利的平等局面。

所以朝廷便也放开商贾参与到和籴中来，地方上的常平仓只负责收纳、转运，而朝廷则专遣使员，与州县官府会同纠察与监督，将粮食的和买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开放。

骊山一场讲武，已经将京畿最近几年所积攒的粮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甚至诸军各自返回的消耗都颇成问题。但就算是这样，李潼仍然敢放胆筹划对外的攻略，就是因为眼下关中虽然粮储不够充分，但在其他地方，朝廷仍然直接控制着大量的粮食。

别处不说，单单洛口仓一处官仓，所储备的粮食便有将近五十万斛。而其他漕渠沿岸的各处官仓，储粮或多或少，累加起来的总量都已经超过了三百万斛。

眼下这些粮食还没有输入京畿，一则是眼下并不需要，关中仍能维持，二则集中在一起发运的话，沿途的消耗必然会有所增加。

但只要朝廷有了确切的计划与需求，漕运沿途诸仓便可以次第起运，源源不断的将粮草输入京畿，以满足朝廷在这方面的需求。

手里有粮、心里便不慌。而且储备的增加，也并没有给地方上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特别是没有给地方官府增加格外的权力。

常平仓本身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地方官府有一定的监督权，但却没有绝对的管理权。而这一套和买体系，由于民间的商贾力量广泛参与其中，整个商贸体系的中心又在于关中。

他们参与和买，在这项交易中直接获得的利润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