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大，但故相王作为当时国事第一决策人，终究也是难辞其咎。

虽然有一些人出于对故相王的怜悯等感情，不太认可过于激烈的恶评。但绝大多数朝野时流也都深受恶政祸乱所害，对陈子昂的许多观点都表示支持。

朝野之间围绕于此的讨论，也直接影响到了朝廷对故相王谥号的议论，以至于太常寺都提出“戾”字这样的恶谥。不悔前过曰戾，故相王两临尊位，第一次垂拱而治、无所作为，第二次又纵容奸臣把持朝政，最终引祸于身，更连累家国，从这一点而言，“戾”字倒是能够很好的评价其人一生。

但当太常寺将这谥号奏报上来的时候，李潼却有一些犹豫。他纵容朝野舆情对故相王有所抨议，是为了统合当下的人心情势，但谥号却是需要流传后世的。

以“戾”字作为他四叔的谥号，李潼还是觉得略显刻薄。而且无论他四叔这个皇帝做得有多么不合格，终究也是他的宗家长辈，给此恶谥则就有些过犹不及了。

所以在稍作权衡之后，李潼便否定了这一谥号，责令礼官再作拟定。这一讨论便直接讨论到了九月，才终于确定下来一个谥号“愍”字。

虽然说讨论故相王谥号的氛围很热闹，但整个朝廷也不可能这么长时间一直都围绕这么一件事情来运行。过去这段时间里，随着河曲与河北两场大胜的消息快速传播，天下诸州府人事向洛阳汇聚的速度也是陡增。

整个天下州府三百余个，八月的时候抵达洛阳的诸州府朝集使不过只有六十多个，诸羁縻外藩使臣则就更少。

当然也不能说所有的州府都是存心拖延，不承认朝廷的权威，毕竟消息的传递以及人员的往来也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过去这整个上半年里，两京之间局势变化实在是太快了，让人目不暇接，甚至都远远超过了以朝局诡谲多变而著称的武周时期。

但也不得不说，两场战事的胜利对于朝廷权威的重新建立是有着至关重要的左右。有的州府虽然早早派出了朝集使，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行程不快、滞留于途。

可是当朝廷接连战胜外寇的消息沿驿路向四方传播出去后，包括洛阳朝中百官于应天门已经开始劝进扶策，众多滞留于道途的朝集使们便再也不敢拖延，不管有着怎样的困扰，纷纷快马加鞭、昼夜兼程的驰驿而行，务求要用最快的速度抵达都畿。

所以时入九月之后，诸州朝集使们几乎尽数抵达了都畿，包括距离天中最为偏远的西域以及交州等地。还有就是众多的蕃胡使者们，甚至就连吐蕃都派出了使臣。

这当中值得一说的是吐蕃方面派来的使者分为两路，其中一路是来自其王城逻娑城，另一路则来自于海西吐谷浑故王城伏俟城。

吐蕃王城使者自然是由其赞普派遣，虽然几次大战打下来，过往几十年间，吐蕃与大唐之间的关系变得很紧张，但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对于内有强臣的吐蕃王室而言，其实还是希望能够恢复与大唐之间的邦交，早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其国执政的王母没庐氏便曾派遣使者为其赞普求婚和亲。而等到李潼主政分陕时，在郭元振这个搅屎棍的操作下，更发生了西康女王内投事件，吐蕃王室也是顺水推舟的接受下来。

所以吐蕃王城派遣使者到来，李潼也并不感到意外。倒是来自伏俟城的使者，让他感到比较诧异。吐谷浑故地向来都是噶尔家的专属领地，从彼处入唐的使者自然只能是受遣于大论钦陵。

钦陵不仅仅只是吐蕃权臣，更是吐蕃国中坚定的主战派，是与大唐交战的急先锋，不仅是因其人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因为与大唐这样的庞然大物始终处于敌对状态，有利于他对国中权柄的长久把持。

不说此前彼此间的交战积仇，单单李潼掌握陇西边务以来，便与钦陵恶斗数场。这一次东行问鼎，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来自海西方面的威胁，之所以定下十月西归之期，主要也是担心钦陵或会趁火打劫、挑衅陇右。

可是现在距离他东行已经过了半年有余，钦陵非但没有对陇右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反而还绕过国中的赞普，自作主张的派遣使者前来道贺。而且这一路使者看起来就不像是场面应酬，因为钦陵竟然派出他的嫡子弓仁领队。

李潼对此虽然颇感诧异，但更多的还是欣慰，这表明大唐在针对吐蕃方面的路线算是走对了，而且已经得见成效。

高宗年间两场大败，虽然让大唐意识到吐蕃已经成长为不容小觑的西方大患，但在处理这一边患问题上，一时间却没有转念过来，无非是力强则攻伐，力弱则休养。相对于贞观年间搞定东突厥，包括之前的东征高句丽，在战略和战术层面都不够灵活。

当年行台在与吐蕃初步接触的时候，虽然也是以正面战场上的作战为开端，但在接下来则就不再只是单纯的军事推进，而是充分利用吐蕃的国内问题，生造出西康国这样一个存在。

当然，这样的选择也透露出几分无奈，当年的行台实在没有余力再在正面战场上进行推进，不得已转入偏谋略的路线。

这样的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