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文学的源头当有二“一是汉初司马迁的史记中的游侠、刺客列传；二是魏晋、六朝间盛行的杂记体神异、志怪小说。”

火药没有发明之前，刀枪剑戟都被称为冷兵器，在冷兵器时代，个人的武术技巧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既可保家卫国，又可以用它求取功名富贵，尤其是统治者，更是十分看重，在中国古代教学，是文武并重的，周礼中记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中的射与御，就是射箭、驾战车挥刀枪作战的。汉书艺文志亦载“剑道三十八篇”和“手搏六篇”，被称为“兵技巧”，它以手足、器械的使用为基本技能，据今已有二千多年，至南朝刘宋时，已有武术之称。会武术的人，一方面进入朝廷的军队，成为职业军人，这类人为朝廷所用，自然也就会在浴血沙场的同时，求得功名富贵。

但总有一类人，就像执政党与在野党一样，对朝廷政治以及当权者有不同看法，在武术上的在野党就是那些号称侠客的人。他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流落民间，又自恃一身好功夫，挑战权贵、邪恶，扶危济困，这也原本没有错，但也有因所谓重感情、讲义气而犯糊涂的时候，只为报恩或复仇，可以置国家法律与他人利益于不顾，这就是韩非子说的“侠以武犯禁”。但如果在一个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朝代，当侠客们啸聚山林，当起“绿林好汉”来“替天行道”，公然与当权者叫板时。这种行为，却得到老百姓的拥戴，这同时也是侠植根人们心中，得到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如水浒传中的鲁智深、武松等。

最初的侠客多是独立的，个人的行为，如史记中记载聂政以及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这样的人和事，在春秋战国时期还不少，当时由于七国之间争霸称雄，恩恩怨怨很多，各国权贵们都争相征贤纳士，这里的士，就是指武士，如当时的信陵君、平原君都养了好几百甚至上千的这类“食客”，这也就给这类武士侠客们创造了生存条件，他们大多以侠义著称，或为国，或为报主人之恩，充当刺客，甚至不惜舍生取义。这是封建时期的一大社会特点，欧洲中世纪时期的骑士，以及日本的武士，都与其类似。

这些侠义武士，历朝历代都有，他们那种大义凛然，扶危济困，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不畏强权，不畏残暴的武侠精神，十分为人们所敬仰。这些武术人士大多是真人真事，瓦岗寨、水浒中的侠客们不提了，如少林武功，武当派武功都是实实在在的武术流派，也有不少名家出自这些派别，宏扬了武术精神，就是近代，如清光绪年间的大刀王五，以保镖为业，被人称为大侠，他与谭嗣同交厚，戊戌变法时，还主动要求保护他出走。再有就是霍元甲，就曾击败不可一世的洋武师，大长了国术威风。而这些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武侠与武侠故事，则为武侠小说的创作，了丰富的源泉与土壤。

不过，另一类侠客就与许多武侠小说有些类似了，他们似乎总存在于事实与虚构之间，这也似乎很深地影响了后世武侠小说的产生与发展，他们总是带有神奇性和神秘性，有的甚至过分夸大了武术本身的功能及作用，但这种以超人形象出现，除暴安良的武侠，又恰好反映了人们的希冀和愿望，这当中对后世武侠小说影响最深的有三个人物形象，那就是赵处女、红线和昆仑奴。赵处女源自吴越春秋，红线出自唐袁郊撰甘泽谣，昆仑奴则出自唐传奇，历史上，许多身怀绝技的武侠们常常愿意退隐江湖，这是因为人心难测，即便是恩重如山的主人们也是如此，这种思想也影响了后世许多武侠的为人和武侠小说的创作。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官场的腐败与黑暗，也使他们更愿意洁身自好，不愿意同流合污，这也是武侠们得到人们尊敬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文人们一种理想的人文精神，所以历朝历代有那么多的文人愿意记录书写创作这些武侠故事，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小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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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六朝

魏晋六朝在文学史上被看作是文学的“自觉性”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多以志怪、神异小说为主。作品中包含着先人的神仙、鬼怪观念，以及对超现实神秘力量的向往。这是洪荒时期人们对英雄崇拜的遗留，在洪荒时期，人们对一些英雄人物的崇拜和夸张的赞美产生了神话，比方神农、燧人、女娲等等。到了先秦两汉，充斥在思想领域的则是仙风道骨。魏晋以后，便是游弋着冥鬼幽魂。

志怪小说是以记述鬼神怪异之事为主要内容，包括神仙方术、鬼魅妖怪、殊方异物、佛法灵异等，也有野史逸闻、民间传说等等。艺术上带有传奇色彩和超现实的表现。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其它有托名陶渊明的搜神后记、旧题曹丕的列异传、张华的博物志、葛洪的神仙传、王嘉的拾遗记、吴均的续齐谐记等。鬼神观念是古代先民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现代，劳动人民中间同样存在着神鬼的观念，它已经是组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这其实是人们对自身思考的结果，现实的苦难使得他们向往着一些超出自然的东西，一种特别的能力和一些特别的工具。比如武艺、神剑、宝物等等。而这些东西却只能在想象中得到，所以便有了三王墓的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