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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担心我和罗主编有什么交情，老头儿在说话时绕了些弯子，但依然可以听出来姓罗的很不是个东西。

看来他那套溜须拍马和弄虚作假的把戏，一直没有变，只是并非在所有的地方都行得通。

三个小时后，我和那位老记者道了别，临行前老头儿拍了拍我的肩膀，夸奖、并祝福了我。

如果是在十年前，他还没退休的时候，他可能根本不屑于跟我这样的人坐下来喝咖啡；就算来了，他也不会跟我聊那么久。

那时的他，八成会跟我摆架子，说些自己很忙之类的话，粗暴地打断我的陈述，抨击我国的新闻自由，强行灌输一些他认同的价值观，回答一些他想回答的问题、无视其他的，刷完一波优越感后，留下一句这单我买了，谢谢你浪费我的时间，然后扔下几张现金并无礼地离去。

可是现在的他，站在街上，挥手、目送我上了出租车，直到车消失在拐角，他才转过头，带着叹息的意味舒了口气，步行回家。

事后他能意识到我只是在他身上打探情报吗？

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即使可以，他也不会让自己往那方面去想；他会竭力说服自己，今天遇到的真的是一位满怀热情的年轻后辈，而这个后辈真的是因为崇拜他才来见他的。

9月9日的下午，我从罗主编那里得到了我的第一个任务：去采访一对夫妇。

我知道他们，他们是几年前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无肛婴儿之死事件的当事人；当然了，如今这事儿也早已经无人问津了。

主编要求我去跟进他们的情况，写一篇关于网络暴力的报道；按照罗主编的说法，最近上面想抓网络暴力这一块，进行一定的舆论引导。因此，需要我们用一个较为典型和凄惨的受害者案例，写一篇将网络暴民妖魔化的报导。

其实这也算好事。

我没有等到第二天，当天傍晚，我就拿着他给我的地址，乘上了前往天津的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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