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伪职人员、小汉奸绝大部分重操旧业。另一个是天津的畸形社会状态导致产生了一个特殊群体“天津混混”，这帮人鱼龙混杂，本身就是谁给钱帮谁卖命，日军在卢沟桥事变前就经常利用他们制造事端，重占天津后，自然又一拍即合了。

说起天津混混，那是民国年间特有的产物，也就是现在常说的黑社会。本来，20年代袁世凯当政的时候，对天津混混给予了沉重打击。但是到1926年的时候。奉系军阀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到天津发展青帮势力，在警察系统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罗就是原先的天津混混，并依靠这些人成了津门一霸。后来，天津的青帮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在华界活动的警察，一部分是在租界活动的知识分子，多为编辑、记者、教师、医生。这些人混青帮主要是为了自保，象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大公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北洋财政总长张英华等，都是青帮老大。

天津混混干的最惊天动地的事情就是在土肥原贤二指挥下，浑水摸鱼，协助日军把溥仪弄到了东北去，由此导致诞生了伪满洲国。这就是著名的便衣队事件。

土肥原这个人是个绝对的中国通。熟读《三国演义》，精通中国谋略，也知道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

恐怕中国人谁都想不到，日军最大的特务头子土肥原是青帮弟子。早在1921年，土肥原在天津向青帮头子魏大可递了拜帖，成了青帮弟子。也就是说，土肥原贤二早在1921年就是以天津混混为基础的青帮的自己人了。

土肥原要炮制满洲国，首先就要把溥仪弄到东北去。但是，此事谈何容易。想那溥仪虽然在天津静园闲居，但必然处于严密监视中，他要是离开天津，无论是走水路或是走陆路，那都得经过批准才行，不然就寸步难行。这个事情驻扎天津的日军华北驻屯军都办不成。

关键时刻，土肥原动用了他的青帮自己人。

1931年11月8日傍晚，海光寺日本兵营的警钟响过，两千多穿着便衣、手持枪支的暴徒从华北驻屯军海光寺兵营冲了出来。戴白色臂章的是朝鲜人。黑色臂章的是日本人，戴红黄蓝臂章的是土肥原用每天4毛的价格雇来的天津青皮混混。大多数是青帮头目袁文会的徒子徒孙。这帮匪徒在东马路、南马路、南市、北马路一带抢劫。这一带是天津最繁华的地方，匪徒们连续抢劫三天，把天津警署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到了这里。

就在抢劫进行到第三天的时候，早已和土肥原勾结到一起的溥仪偷偷溜出了房间，藏进了汽车的后备箱。司机打开了长期不用、被小广告把门糊死的车库门，开车就跑。结果这车是一辆莲花跑车，司机没开过，出门就撞上了电线杆，藏在后备箱里的溥仪后脑勺登时就磕碰出血。就这，溥仪的司机还是把车开到了日租界一家料理店。溥仪在料理店换上日本军服，之后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从日租界进英租界，登上日商轮船“淡路丸”号出天津港。

便衣队事件中土肥原之所以能把溥仪运出天津，最关键的就是以天津混混为基础的青帮帮忙，这帮混混无孔不入，渗透把持了天津的水陆交通，这才让土肥原成功。

因为有与日军穿一条裤子的天津青帮混混，日军重占天津后很快就又建起了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

日军行动快，我军部署更早。刘一民撤离天津的时候，就让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重返天津，领导天津的地下斗争，并且特别指示姚依林，要抓住日军重建伪政权的机会，动员和安排骨干打进日伪政权内部，长期隐蔽潜伏，获取情报。

除了山东我军、晋察冀我军在天津发展地下组织外，中央社会部也在天津设有情报组织。不过，中央社会部的情报组织不与山东、晋察冀我军的情报组织发生横向联系，这是保密需要。

不光是我军，戴笠的军统组织也抓住我军袭占天津的机会，在天津发展地下情报组织。只不过我党情报组织注重获取情报、发展人员，戴笠的军统天津站注重行动，就是制裁汉奸。

天津制裁汉奸最有名的抗日组织，一个是天津地下党领导的“抗日防火团”，第二个是国际情报组设在大连的“抗日放火团”，第三个是军统的“抗日锄奸团”。

戴笠的军统天津站领导的抗日锄奸团实际上是一个自发组织的抗日团体，全是出身豪门的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天津名校的学生，象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等，他们使用的暗杀武器通常都是“掌心雷”，有的还在掌心雷枪柄上镶嵌珠宝。

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为了更好的控制抗日锄奸团，派天津站书记曾澈到南开当学生，打入抗日锄奸团内部。王天木本人还和抗日锄奸团的成员喝血酒、拜把子。只不过抗日锄奸团的成员都不知道军统把他们当外围组织使用。

有这些抗日组织、抗日志士，天津的小鬼子和汉奸的日子不好过。有时候一个小汉奸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