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第四支队一路走来，到处都是难民和溃散的**。他觉得不打一仗、阻止小鬼子疯狂进攻势头的话，整个皖中地区就会成为日军的占领区。于是决定打几仗。首选就是蒋家河，此战结束后，到五、六月份，又先后进行了一系列战斗，光是炸毁日军汽车就有100多辆。

听完高敬亭的报告，刘一民拉着高敬亭就在大院里散步谈心。

高敬亭是黄麻起义时的老红军，意志坚如钢铁，长期坚持大别山斗争又养成了他比较独断专行的性格，而刘一民是在湘江突围时参加红军的，资历比高敬亭浅的多，按理说。以高敬亭的性格是不可能和这么年轻的刘一民谈的这么愉快的，但事情就这么奇怪，两个人还真的谈的很愉快。

当然，刘一民对高敬亭也没有客气，对他在大别山搞肃反扩大化、误杀同志的的错误提出了严厉批评，说他是做了蒋介石想做而做不了的事情，伤了同志们的心，害了个别同志的命。说的高敬亭一口恶气没处发作，竟然照着院子里的树木连踢两脚。

刘一民询问了董必武到四支队视察的情况，高敬亭认真地报告了一遍。

刘一民点上一根烟，又扔给高敬亭一根。让他点着，然后边散步边慢悠悠地说：“敬亭同志啊，红军也好，八路军、新四军也好，都要珍重每一个同志的生命。我在红十八团时期就强调过，我们红军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枪炮弹药和金条银元，而是我们干部战士的生命。到了红七军团时，也就是进入陕西后，我们就成立了军事法庭，一个同志是否犯了错误，犯了错误应当接受什么样的处罚，由我们的军事法庭说了算。犯错误的同志不服军事法庭判决，还可以向中央和总部申诉。这样做的好处一是避免误杀，二是形成一种军法制度，用制度来约束和激励战士。我们教导师之所以有今天这样兵强马壮的队伍，与这一条有很大关系。我军没有当逃兵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即令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也可以有申诉辩解的机会。在我们教导师，谁都没用权力随便枪毙人，当然，遇到临阵脱逃、叛变投敌的除外。我可以告诉你，从红十八团到教导师，我还没有枪毙过一个干部战士呢！”

高敬亭有点苦涩地说道：“刘师长，你是不知道，在大别山的时候环境太恶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叛徒，叛徒的危害又那么大，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并不是我喜欢杀人。”

刘一民猛地一转头，两眼直视高敬亭：“这不是肃反扩大化的根本理由。”

高敬亭摇摇头：“刘师长，我真的没有其它想法，我就是怕别人当叛徒。”

刘一民说道：“敬亭同志啊，你说的可能是实话。但是杀来杀去都杀的是自己同志，你想想，这些同志从当红军那天起，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结果没死在敌人手里却死在了自己手里。如果换上你，你说死的值不值?再说了，肃反扩大化，很容易把不同意见的同志给杀了，那红二十八军岂不是成了你老高的一言堂了？这是绝对要不得的。”

高敬亭哑口无言，脸上青筋直蹦。

刘一民又点一根烟，吸了两口，说道：“敬亭同志，革命不是靠一个人就行的，需要千千万万和我们一样的人来共同奋斗才行。作为四支队的司令员，我觉得你最主要的任务也就那么几点，一是打仗，这不用说了。二是发展壮大我军，越快越好。三是开创根据地，建设根据地，让老百姓自觉自愿地跟着**和八路军、新四军干，这一点非常重要。”

高敬亭点点头，请刘一民继续说。

刘一民自然不客气了，接着就说：“从你汇报的情况看，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斗争，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成立新四军四支队后，又打响了新四军抗日的第一枪，非常了不起。这些我会如实向中央报告的。敬亭同志，你比我参加革命时间早，斗争经验比我丰富。但是，我还是得提醒你，干工作得讲策略，得注意团结，只有团结同志们一起干才行。有什么事情要及时向新四军军部报告，听听项书记、叶军长和陈毅同志的意见。如果你们在战略上意见有分歧的话，要及时报告中央，按中央的指示办。实在不行，如果信得过我，也可以向我报告，我会及时向主席报告，并帮你们出主意的。总之，要和叶军长、项书记他们多沟通，和其它部队多联系，互相学习。”

高敬亭听后，有点触动，跟在刘一民后面，听他谈军事形势。

刘一民告诉高敬亭，日军下一步很可能向武汉发动大规模攻击，最后会形成武汉会战。目前，皖中根据地势头不错，但是长远看，将来会和桂系部队发生冲突，四支队应以主力迅速东进，创建皖东根据地。将来整个新四军主力都要东进，老呆在皖南有什么前途？

谈到后来，两个人干脆出了院子，到骆马湖上去，架了一只小船，边欣赏骆马湖风光，边继续探讨。

此时，天近傍晚，一望无际的湖面上，水鸟迎着晚霞起飞、翱翔；清澈见底的水中，游鱼嬉戏。芦苇、水草就象水墨画中的风景一样，在晚风中轻轻飘摇。间或有一艘两艘渔船满载而归，船上想起渔民粗狂的渔歌。

刘一民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