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了馨士馆。

在一干学子之前，一些馆院学官们眼见大将军仪驾渐近，也都热情相迎。馨士馆祭酒颜含早已经是年过古稀的老人家，自然不会再亲自出面的迎来送往，但今次出迎的几个掌馆学官也都不是寻常人。

比如行在最前方的一个掌馆名为孟嘉，本籍江夏，早年入聘馨士馆，也多有清誉在身，非是俗流。这个孟嘉乃是陶侃的女婿，后来又亲上加亲将女儿嫁给陶氏子弟，生了一个陶渊明。甚至就连原本历史上桓温都感慨人当奋求势位，才能驾驭孟嘉这样的贤士。

当然这些都是后事，眼下的孟嘉也仅仅只是在馨士馆一众掌馆学士中稍得令誉。至于另外其他几名掌馆学士，也都各有奇异可表，以文辞为胜的太原人孙盛，荥阳名门郑氏的郑方等等。

沈哲子下车之后，与众人稍作礼应，便一起前往位于香山的馨士馆中。

目下的馨士馆，授业虽以经义为主，但也并不只是独裁经术，兼容博采世道诸多学术。在这方面沈哲子也并没有强定学术高低，而是提供场地让他们各自登台开讲所学，任由学子们各自拣取拥从学问，得到掌馆学士并学子们双重认可之后，便有了资格独掌一馆授课。

这种开放的治学模式，除了能够开放广纳各种学说之外，也能避免许多无甚意义的学理纠纷。行台也可因此避免赤膊上阵搞什么意识形态斗争，只需要稍加侧重的扶植影响，便能将某种学说扶为显学。

而且也正是因为这种开放的竞争模式，馨士馆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极高的学术地位。哪怕有什么世家传承悠久的家学不屑馨士馆的学术成就，但若连登台开讲、供世道臧否都不敢，一味的闭门作孤芳自赏，久而久之也就被边缘化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受此名利蛊惑牵绊。比如世居庐山的大隐贤士翟汤，沈哲子数次让行台具礼聘请其人入洛开讲都被回绝，那是真的不为时俗名利牵绊的高人，对此沈哲子也只有佩服，并不强迫。而且这样的人也实在少数，不足影响馨士馆整体的学术地位。

劝学礼举行已经不是一次了，虽然没有定期，但也有了一些固定的流程。首先便是犒飨那些博学学士，各具束修厚礼，物货累加便达几十万钱之多。虽然古贤以安于清贫为美，但生于此世也少有人能够专以清贫为毕生目标。

这一番犒赏，并不独限于馆院之内的授业学士，大凡在伊阙开馆授业的博学之士，俱都在犒赏之列，当然赏格各有参差。单单这一项，发放物货犒赏便达于亿万之巨。世道不乏言之劝学，但真如行台这么大力度的则实在不多。

当然如此巨额犒赏也并非沈哲子钱多了烧得慌，从整个行台施政角度而言，这也是在定向培养一批高收入的群体，用以活化市场、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增长。

这几年来围绕伊阙周边，也都多有商贾开设工坊生产笔墨纸砚之类的文具用品，因此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复合利益，也不是单纯的亿万财货能够衡量的。

单单抽税一项，行台便能得回不菲的返利，而这些高收入的学士们对各种文具的高品质要求，又刺激那些商贾不得不从工程院高额购买造纸之类的先进技术，又是一层利润的回流。再加上各种雇佣工匠、租赁土地、售卖原材料等等各种所得，钱财兜一个圈再返回来，甚至还能再有盈收。

所以对于这些视钱财如粪土、又意趣高标的学士们，沈哲子也是双倍的欣赏。如果不是因为担心厚赏无度会令得产业结构畸大难制，他甚至还想更加拔高赏额。

巨货收入囊中，那些学士们虽然也是欣喜，也不至于就此乐而忘形。钱财能不能收买他们的骨气且不论，这一部分犒赏注定有一部分他们也是需要外散出去，比如资助馆中贫寒学子之类。而且得于行台如此厚赏，他们若再向学生索求进奉那就实在太无耻。即便有授业之恩，那些学子们大概心内也更加感怀行台巨货为他们换取到的进学机会。

他们能在馆院立足，也是有一部分舆论的支持，若真过于贪恋财货而影响到德行风评，哪怕学问造诣再高，也要为人不耻，羞于从学。馆下从学者稀疏，即便行台不问，他们也没有面目再待下去，只能落寞收场。散财者德行标立，囤积者面目可憎，这也是通行世道的一个道理。

能在馨士馆立馆授业诚然是一桩荣耀和肯定，但若失去了这种资格，那么余生也就半废了。所以一入馆院深似海，自此便为行台喉舌，这也是无可避免的。他们或是因才学而得彰显，但却为名声捆绑拖累。

当然时人不会关心行台如此举措用心奸险与否，他们能看到的只有行台厚礼酬贤，单单一个劝学礼犒赏已是如此丰厚，再加上其他节庆礼俸，一个馆院学士年收甚至超过品秩两千石的高官。

谁若再说行台以巨货绑架那些德才兼备的贤流，那真是恬不知耻。就算是心迹剖开坦然示众，甘受捆绑者只怕也要汹涌如过江之鲫。所谓千金市骨，如此良机还不迎头而上，一把老骨头还要留在家中煲汤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