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人情淡薄，乡伦无存，所谓乡民蜂起入讼，正是执政失德的最佳说明。往年梁公在北，江东也不见如此多的奸徒罪案，如今归来，京畿内外几无清白之身。这真是名为定乱，实则祸国！

这一类的论调虽然公开场合少有人敢说，但台臣们私下里聚会中早已是疯传。

当然何充也知道这些评价自然是有失公允，因为眼下这种乱象，就是朝野时流鼓动起来的。

可是在沈哲子口中，这群情汹涌的局面正是台辅失职的最确凿证据，其人同样有着强大理由，本身向来注重边事，今次归国治乱，那些乡野积攒的讼案总不可能归罪到他的头上。

这种互相攻讦，本身就是分辨不清的糊涂官司，可谓双方合力促成，谁又是清白的。何充对此也懒作什么无谓仲裁，只是叹息道：“乱况终究不可久待，还是需要尽快做出定论，给君王、给朝野一个公允结果。”

“这正是我来拜望中书的原因，我奉命治逆，自然也想尽快了结此中积事，再归江北讨伐猎功。可是眼下实在是人力不济，尤其郡县之中吏数匮乏，治事能力严重不足。”

沈哲子一边说着，一边掏出自己的表章递给何充：“有鉴于此，我希望台内能将事权再稍稍假我，允我略设权宜方略。”

还要稍假事权？现在的事权还不够大？

何充闻言后已是忍不住腹诽连连，现在台城还属于他的只剩下自己这清白一身了。当然他也知这只是一种客气说法，如今台事决此一人之手，真要力推什么，他是阻拦不住的。

接过那表章匆匆一览，何充脸色又是陡然一变，对于沈哲子的胆大妄为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表章中所陈只有一条方略，是一条被拟名为“吏考”的取士方法，即就是通过诏令形式向内外宣告，组织一场面向畿内士庶的类似策问考评，择优充入宫寺官署任职吏首。

“朝廷自有才取定策，梁公此论，似是多余……”

何充将表章合起来，暂且不论心中震惊，直接望向沈哲子表示自己的反对。关于这一条策略，他首先想到的便是沈哲子对于当下此态仍然不满足，想要另编名目再将自己党羽俱都网罗进台城各个官署机构内。

“或是多余，但也只是权宜。才取吏考，所任在吏不在官。其实类似取用之法，不过此世通行俗论。凡在职官长若需尽于王事，哪一位不是要以私财自募僚属，又因人情拘限，多以不才充事……”

何充的反对也在沈哲子预料之中，但他既然提出这样一条方案，自然也是准备了充足的说辞。

当下的官职构架，负责处理具体事务的本就是官职之下大量的属吏。高位者如三公、方伯，俱都开府私聘掾属，这些掾属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王臣序列，包括沈哲子起家的东曹掾在内，他当时所负责的对象乃是时任太保的王导而非直接受事于君王。

官员即便不开府，同样也需要大量的属员。当年沈哲子担任东曹掾，就需要自己招募吏员来处理那些案牍琐事。至于地方上除了自养规模庞大的吏户之外，还有各种各样门生、荫属的方便法门。

这一部分属吏，本身并不具备品秩，仅仅只是官员的私聘僚属，但其实朝廷在给官员的俸禄支付当中，就包含了一部分此类费用。

沈哲子所提议的吏考，就是将这种官场规则制度化，将官员的私聘行为收为朝廷的定制举措，在现存官僚之外打造一个完整的辅助系统。将这一部分属吏群体效忠对象从主官转向朝廷。

何充听到沈哲子所言权宜，再翻开表章仔细一看，发现果然是标注了这个所谓的吏考即便得取，也并不是一个终身的任命，而是按照具体事务不同规定一定的年限时间。等到超过这个时间，便放免为民。

比如当下扬州州府之下急缺各种司法人才，甚至无需通晓律法，只要能够识文断字、从容书写就足够用了。因此吏目开考，取用两百到三百人，时限半年或一年。

有了这一点认识，何充再将这所谓吏考诸多细则仔细阅读一番，发现未尝不是一个可行的策略。同样站在中枢的立场考虑，这算是能够将权力大大集中于台城的方法。若是此前台城采用这种考评，不至于发生江北近乎割据，完全插不进手的情况。

而且这对现行官制几乎没有任何触动，甚至于官员俸禄中这一部分的费用都不作裁减，相当于随职事增发的一份福利。至于这些通过吏考得来的属吏们，事急则用，事定则罢，也无需增加太大的钱粮负担。

但唯有一点可虑：“野中是否真有许多遗贤可用？若真果具贤能，又是否乐于侧身鞭下之列？”

听到何充这个问题，沈哲子便笑语道：“眼下尚是草创一策，至于真正收效如何，还待检验，或许真是我偶发奇想、无谓之劳也未定。”

考吏而不考官，是沈哲子根据现世情况所拟定一条阻力相对较小的取士改革，同样也是给真正寒门子弟打开一条加入统治秩序中的道路。至于何充所考虑没有那么多遗贤可用，这其实不成问题。

目下这个世道虽然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