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安本身几无雄才也无雄心，颇有几分随遇而安的心境，所以对此也能保持淡然。在徐州全境收复之后，果然论功行赏在淮北没有他的位置。

去年郗鉴组织一次对乱军的围剿，数路人马足足万余众，结果还没找到乱军主力，徐州军自己便争执溃散，几路人马被消灭，其中就包括淳于安上一任的下相令。

下相地近清水泽，域内也是舟车便利，颇有鱼米之乡的基础。虽然距离乱军太近，但徐州众将也都清楚乱军看似顽固，等闲还是不敢离开野泽太远外击徐州驻军。所以这一个肥缺空出来之后，也颇引人垂涎。要知道一旦能够补上这个空缺，所得绝不只是官位虚名，更是有了一块优良的根基地，自身军力能够籍此快速壮大起来。

可是没想到，此地空缺数月，各方都在插手争抢，最后居然是淳于安被任命为下相令。这个结果，实在是令人大吃一惊。

对于这个结果，淳于安也很无奈，他不争不抢，只想安度余生，结果天上掉下来一块大馅饼，直接砸在了他的嘴边，他就算想拒绝都没有那个胆量。

因为他被任命的时候，徐州刺史郗鉴亲自接见了他，并且叮嘱他道：“刘徵乱部，不过一时之疾。之所以难以根除，全在乡野难靖。淳于君仁长君子，表里纯一，若能治于彼乡，推仁及众，民自安守于桑梓，绝不会再生从贼之念。”

郗公这么说，可见其人早已经洞悉底下那些军头们的心念，言中不乏愤慨之意。泗水周边虽然地形复杂，但也绝不是大江那样难以克服的天堑绝路，如果肯用心围剿，乱军怎么可能会残喘至今！

说到底，还是各部不愿战，不想战。境中存在这样一个变数，虽然会有人如芒刺在背，不得安枕，但对大多数人而言，却是利大于弊。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假使没有乱军存在，下相县这个地方怎么会空缺出来？

而且近年来郗公态度渐趋强硬，让镇下各部拥军自重者都感惴惴不安，境中存在这样一个隐患，郗公即便是想大力肃整法于淮南，也要考虑到乱军变数的存在，会因此投鼠忌器，不敢过分干涉各军私务。从这方面而言，刘徵乱军的存在对各个军头反而是一种保证。

而且乡野小民不识大势，但却最务实，军头们在地方上横征暴敛，施虐于众，就等于在将这些人往野泽中去推。这些民众进入野泽之后，便是投乱从贼，一方面吊住乱军一口气，不至于一命呜呼，另一方面这些从乱之贼们也就成了军功，届时或是捕杀或是俘获，各方军头自然也都能分润一层。反而这些人死赖在乡土不动弹，会让他们不敢做的太过分。

所以郗鉴选择淳于安这样一个仁厚不争之人坐镇前线之地，既是一种信号，也是一种尝试。

淳于安也没想到，他不争不争最终也还是没能免于卷入其中。郗鉴的任命，他是不敢拒绝。而其他的那些军头们，他也不敢得罪。所以只能硬着头皮上任，上任第一件事就是将县治迁到远离清水泽的东南方位，打算见机不妙便跑路走人。

这用心的确有几分懦弱，但他本身就不是什么军用之才，郗鉴肯定也清楚这点，并不指望他能够稳守乡土。而他在县中也是诸事少问，除了偶尔率众绕着清水泽巡弋几次之外，别的事情很少去做。

但就是这种无为，居然达治。淳于安上任以来，境中之民几乎没有再发生逃遁野泽的事情，反而渐渐稳定起来。而且乱军也没有向下相县发动进攻，一则实在是实力不足，二则对于野泽外的消息也不可能那么灵动，三则就算知道继任的淳于安是个军事庸才，大概也要考虑一下是否徐州军布置的陷阱。

如此一来，新年郡县考评，淳于安居然位居吏治之首。如此一个结果，也让淳于安有些哭笑不得，他原本还打算以荒怠政事之罪甩掉这个烫手的职位。但是他这一荒怠，乡民非但不逃了，反而野泽中还有许多难民纷纷涌来定居，他总不能派兵设卡将这些人阻拦在外吧？

短期内是不要再想摆脱这个位置了，淳于安也只能任命，打起精神来组织乡民部曲修葺武事。他相信这一份平静不会再维持太久，无论哪一方对他怀有恶意，大概都要忍不住动手了。

淳于安并不是什么大军头，虽然拥众千数户，但这些人之所以投靠他，主要还是看他淡泊处世，并无暴戾。所以他的部曲兵众不过只有三百出头，而且根本谈不上什么战斗力。虽然出任下相令后，刺史府又给他调来七百兵众，凑成千数。即便是加上县中吏民，也能凑出一千五六百人的兵卒，但战斗力实在惨不忍睹。

最近这段时间里，淳于安也在约谈县中一些乡宗，困境摊开来讲。大概是淳于安实在深得民心，又或者担心淳于安被搞死后会来一位残暴的上官，那些乡宗也都能够体会他的难处，有人出人，有物出物，不独凑起来两千人的队伍，也凑出一笔财货，向淮南买来一部分能够武装五百人的弓刀等军械，算是勉强有了一点模样。

这一日，在县治周边巡查完毕，淳于安刚刚返回官署，便听属下来报言是野泽周边擒获几人，扬言要求见他有急事相报。

淳于安听到这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