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有不只一个相当成功的模版。
可是在古代却有一个相当让人无奈的限制,那就是在区域内的外部环境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动手、值得掠夺的对象,最大的肥羊就是华夏自己。所以每当用到这个手段的时候,往往就是内乱开启之时。
沈哲子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眼下就有一个现成的对象,那就是占据中原的羯胡。眼下虽然并不足以对羯胡动大规模的战争,但是羯胡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反向的震慑,让江东这些人不敢明目张胆的掀桌子。一旦再搞大规模的内战,大家一起玩完。
温峤感慨这么大的工事居然没有造成劳民伤财,但这在沈哲子看来,却是理所当然。
先劳民伤财本就是一个不准确的概念,没有一个标准,往往被反对者拿来当作一个借口打压对手,而且一旦上升到军事对抗,劳伤肯定更大。但那时候就不会有人再提这一茬了,胜者有道,败者无道。可是现在,即便有人嘴上叫嚣,但却没有人敢挑动战事。
其次就是民众们在大乱之后需要什么?他们需要一个工作,他们需要一顿饱餐。如果朝廷掌握着足够的耕地,选择屯垦当然是最好的方式。可问题是没有足够的耕地,那么只要能够满足他们这一个生存需求,又何必纠结于形式的不同?
第三则就是,任何种样的劳动都是有价值的。只要能够将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哪怕本身不能产粮,也可以用这些劳动成果进行交换。
或许建康城在营建的过程中自给性不足,如果被人加以利用,对建康的粮食输入进行一个封锁,沈哲子这么做也就是自蹈死路。可问题是,吴中粮仓本就是他家的基本盘,根本不存在这个隐患。
他反而可以通过这种利益交换,来打破江东那种由来已久的地域壁垒,比如大量引吴人到建康来,还有让江州人家加入到时局中来。非但不是坏事,反而能够让江东各个地区加强往来,彼此进行互补,成为一个更紧密的整体。
民众们有了工作,有了活路,人心自然安定下来。至于说到劳民,究竟是垦荒工作量大,还是修城工作量大,这一点真的不好比较。衣食住行,人生四样大事,抓住任何一个点,努力就会有回报。
相对于从头开始屯垦荒地,久久不见收获,将建康城修建的尽善尽美,从而吸引四方的物用资源。从当下而言,后者的操作性要更强一些,而前者才是真正的劳民伤财,因为朝廷就算组织屯垦,可能连农具粮种都配不齐,可是一旦确立了屯田事宜,随之而来就是附加在田亩之上的赋税。两手空空,无粮做种,这才是真正把人往绝路上逼。
沈哲子只是用了一个更迂回的手段来达成赈济的目的,而且通过有序的调度和明确的分工安排,让这些民众们有了服从于纪律生活和生产的经验。未来如果有将之约束成军的必要,那么已经有了一个前期的铺垫。
说实话,他也确实有打算组织一个庞大的工兵团过江去。因为在野地浪战的话,没有大量的骑兵建制,是一个极为致命的缺陷。如果能够步步为营,层层递进,效果要远远好过奇兵突进,对于收复地的掌控也能更有利。
以羯胡的那种权力构架,当其面对一个韧性十足、时时进取而又击之不溃的对手时,就算没有在战场上失利,也很有可能自我崩溃。
但是这个想法也有一个缺陷,那就是太依赖于后勤和江北地方上的支持。对此,沈哲子也没有太好的设想,与涂中人家的交涉也是一次试水,成效如何,还有待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