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闹，也不讨要太多，每天只要些许薄粮活命即可。可是随队几天之后，却有一夜哗变，他们仿佛约好了，直接将随营的辎重哄抢大半。杀又不能杀，阻又阻不住，到了天明时，不只那些流民一个不剩，辎重也差点都被抢空。”

沈哲子听到这里，已经略有目瞪口呆，这件事他是知道的，杜赫过江不久便遭遇了一个不小的损失，那时候他已经回到吴中乡里，得信之后便连忙指示京口集粮驰援。不过在那信中杜赫只是言道贪功失算，遭乱民哄抢，细节方面却没多说。

现在听萧元东讲起，才知这些乱民居然是他们自己招来的。如果说遇到成编制的武装力量，对战不利而丢掉辎重还倒罢了，可是居然被一群流窜的难民给诈住，换了沈哲子自己也真是难于启齿。

郭诵闻言后便也叹息道：“北地形势确是如此，人心奸猾浮躁，那些小民确是受害甚苦，因而也就变得不再愿意信人，更不愿将命托于旁人。往年李使君初镇地方，因不忍见小民流散受苦，甚至以军粮赈济，也是依附者极众，一时声势大盛。但若一旦粮困，又或战事失利，这些小民即刻就会离散四野，所害尤深。”

“羯奴也知小民易附难安，因而故意在四野多造杀戮，将小民驱赶往各坞壁依附。有的坞壁因容纳太多，粮尽之后不战自溃，有的则纳入敌虏，被内外夹攻而击破。早年各镇也是身受此苦，流人来投，若不接纳，情不能忍，义不能彰。但若接纳了，这些小民又忠奸难辨，隐患重重！”

“是啊，我等在南塘戍守也是迟迟无功。虽然仍是多有流人来投，但早先受了教训，也不敢放手去接纳，而且垦植时多派兵众把守，但仍然免不了有流人携着发放的粮种工具私逃，屡禁不止。”

萧元东讲到此节，也是满脸无奈，以往在江东时，总觉得过江后可以放开手脚去做，自然会有大量建功的机会。可是真正到来之后，才发现处处都是障碍，处处都束手束脚，不止要担心羯奴来攻，还要面对当地的坞壁主排斥，甚至于那些看似可怜的流人都防不胜防。

对于北地的形势，沈哲子也是所知大概，往往都是从旁人口中听来，但细节上却没有深刻的感受。如今再听两人言道此节，不免也是大感头疼。

这两人所说到的问题，倒也不足以说明人性卑劣或高尚。当战火频频，朝不保夕时，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本就荡然无存。士族高门、军头悍卒自然尤其生存之道，小民当然也有求生的自由，短视也罢，奸猾也罢，最起码那样做能让他们看到眼前活命的机会。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小民固依长留？”

虽然心里已经大概知道了答案，但沈哲子还是不死心的问了一句。

“有自然是有的，乡人彼此信任，结堡自守，不纳外人。又或私扩部曲，广掠方圆，将那些流人囚禁起来，作马牛役使。温和些的，那就收容大量寡妇，招揽流人壮丁入赘，待其安家生子，再作驱使……”

郭诵乃是北地悍将，对于坞壁经营也是独有专长，许多控制人身自由的手段都是信口道出，侃侃而谈。

沈哲子听得很仔细，但却仍是忍不住的失望。这些手段用来经营坞壁以求存还倒罢了，但若想凭此积攒起足够征讨并且打败羯奴、进望天下的力量，则远远不够。

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沈哲子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永嘉之乱后，多是胡人在中原大地驰骋，但却少见汉人英姿。并不是因为武勇太逊，而是因为欠缺一个有效的发动和组织手段。

胡族通常部落为兵，这意味着起家最初就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拥有了相当一批足够忠诚的军事力量。趁着动乱四方出动，积累财货，掳掠人口，很快就能成事。

但是汉人的社会组织并不具备这种优势，以家庭宗族为单位，本身的动员力便已经处于劣势，而且又有定居一地的生活习性，安土重迁。

像沈家这样的武宗豪门，虽然拥有发动万人的动员力，但一方面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根本没有战争经验的样子货，另一方面那种根深蒂固、安守乡土的想法不足支持四方征战。

而被迫流散各方的普通民众们，虽然也诞生出了乞活军这样的武力团体。但是乞活军内部本身就矛盾重重，派系林立，而且领导者也和北府军头面对同一处境，那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

没有目标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做事根本没有长足规划，只能辗转各方派系之间被人当枪使，受制于人。譬如拥有乞活军背景的后赵李农，先是在后赵为将，替后赵击败了褚裒所发动的一次北伐，致使褚裒忧愤而亡。

后来李农又大力支持冉闵背叛后赵，但是冉闵为了获取东晋的帮助，毫不犹豫的干掉了李农。但是当时冉闵已经僭越称帝，东晋既没有理由，也没有义务去援助他。

李农就因为这样一个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诉求，结束了自己糊涂的一生，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当然冉闵杀李农的原因有很多，既因为李农与东晋朝廷有仇，也因为其人本身对冉闵而言就是一个威胁。总之就是活着糊涂，死的懵懂。

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