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年代，并没有什么太严明的阶级划分，但阶级又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高门与寒门或者直接说高门与其他人家，差距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政治上的先达，经济上的基础，文化上的垄断，舆论上的把持。

这些方方面面的差距，足以让一般人家在面对高门的时候没有争勇之心，甘为末流。一个人出身如何所带来的所谓高贵与卑微，给人造成的心理优势或者缺陷，很难通过后天的努力去补足。

这大概是一种比较朴素的遗传观点，哪怕到了精神文明建设已经极为健全的后世，一个人的家境如何仍然能够影响到别人对他的看法和期待。一个家境贫寒的人，他的成长过程注定要承受更多挑剔和挫折。

沈哲子两世为人，以他自己的感受而言，这种出身上的歧视并不是通过制度能够解决的，更近似整个社会对人心智的阉割，只要是文明的进程还是依靠血脉进行传递，就会存在。古今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后世的资源获取有更多的博弈手段，而非仅仅依靠继承，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出身的不平等。

可是在时下，能够提升门第对一个人的吸引力是致命的。某种程度上而言，魏晋年代因为名教的衰弱，是一个解放个性的年代。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只取决于他的权势如何，而是回归到一个个的姓氏上。

但是这种个性的解放并不值得吹捧，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体现并不在于勇于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是逃避现实，争相作怪。

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彼此只是合作的利益关系，并没有强烈的人身控制，也没有一个信奉不疑的大义统一思想。即便一时合作，但一旦有了更大的诱惑和更好的选择，这种合作必然要结束。

这一点，当沈哲子将隐爵进行改制，从单纯的聚敛财货转为彼此合作以促进商品流通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与隐爵各家的关系仅仅只是一个利益往来输送的关系而已，不必上升到同盟的高度。

诚然这些早先生活不乏困顿的隐爵人家，因为与商盟的合作获得大量的财富，但沈家在这合作中也不是一味的付出。通过与隐爵的合作，不只整合了乡土，缔造出一个较之隐爵联系更加紧密的商盟，而且以其吴人之家在侨人聚集的京口站稳了脚跟。

说实话，哪怕隐爵现在就分崩瓦解，沈哲子都不会觉得可惜。因为他家在这个合作的过程中，本身的实力和影响产生了质的变化，所得远远要胜过付出。虽然隐爵可谓他一手缔造出来，但养个儿子长大都有可能跟老子瞪眼，更何况他最初起念搞隐爵的时候目的也不纯良。

通过沈克的描述，沈哲子也知道青徐侨门对隐爵的渗透与自己所想大同小异。

首先是将人拉进自己的交际圈子中来，比如说召开一些雅集、游会之类。这一点看似简单，却是一个极大的突破。所谓士庶不同流，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人做朋友，一个人的交际圈子如何一定程度上就反应了他的社会地位。

这一点，从沈哲子的交友轨迹就能看出来。他的朋友圈子有几个明显的节点，成为纪瞻的弟子、娶到公主之后等等。跨过这道坎就有了资格跟人做朋友，进了圈子后是被边缘化还是成为一个小中心，那就要看个人的能力了。

沈克详细跟沈哲子讲述了一下京口过往一段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诚然韩晃攻入吴郡给京口形势造成一定的动荡，但是随着沈哲子收复京畿，陆晔等人前来报捷，战事发展日趋明朗，总体的影响并不算大。

单单沈克所知，最近这十几天时间里，能够称得上有规模的集会便有二三十起，或是单纯的狎妓游玩、或是大型的游猎、或是庆生纳喜之类的宴饮。而就在沈哲子到来的这一天，单单沈克受到的请柬便有七份之多！

这些集会无论表面为何，内里都绝不单纯，能够窥见一点暗潮的涌动。在这些集会之中，受邀最多的除了沈克之外，便是陆晔这个老家伙还有被王导恨铁不成钢的王彬。这两人分别代表了吴人清望人家和青徐侨门，受欢迎理所当然，不过彼此的成果却有参差。

陆晔主要交际的还是吴人群体，在京口而言就是商盟。可是商盟不同于与隐爵，主体乃是吴兴人家，除了利益的往来之外，还有一层乡土知交的基础，相对而言凝聚力要强一些。而且如今沈充已经成为东扬州刺史，在政治上给这些人家提供的出路还要胜过陆晔。

陆晔眼下能够依靠的，只有他家本来的清望和自己大半生积攒的人脉资历，主要就是在推动迁都吴中，但是由于沈家在会稽的势大和吴兴固有的基础，所以他能够选择的地方并不多，只有丹徒、吴县两地而已。

如此明显的意图，势必不可能获得太多的拥戴。即便拉拢了一部分吴中士人，也都是早已经被商盟边缘化，非既得利益者，造不出什么声势。就连顾家的顾众都明确对沈克表态，并不觉得迁都吴县是个好选择。如果不是沈家有立场的顾忌不便明确表态，陆晔连这一点声势都造不出来。

简而言之，东扬州的成立，已经初步将商盟的利益合作与各家本身的政治诉求初步整合，吴中不再是顾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