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个兄弟“车轮战”的关照下，洪衍亢几乎每天都玩得不亦乐乎。

他以一种最轻松的方式，飞速消除着他与这座古城之间的隔膜。

特别是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他走街串巷，深入到了市井之中。

更是让他难得的体验到了平民百姓的生活味道与乐趣。

这不，才不过端午节后，俩星期下来，洪衍亢就明显感觉到时光所造成的差距缩小了。

他不但适应了京城人如今的装束打扮儿，适应了他们现在抽的烟、喝的酒、吃的东西，就连乡音也找了回来。

他的舌头竟然捋直溜了。

也恢复了用“假招子”、“蹭愣子”、“悄没声儿”这样地道的京城话，恰如其分的对身边的事儿进行描述的本事。

只唯独两点仍旧在交流上造成一定的障碍，让他还没法完全融入眼前的文化氛围里。

一个是他看简化字怎么样都别扭。

就比如扣过来的“覆”，还有複雜的“複”，以及回復的“復”。

明明是三个不同的字，可生硬的把三个变成一个“复”，实际意义就全不一样了。

如果按汉字构成，完全解释不通，这就造成了字与义的断隔，与传统文化的断裂。

因此他很难去除心里障碍，坦然接受这样的“白字”。

谈起这件事，也就总是一副痛心疾首的失望和不满。

二就是“儿”化音怎么用，他过去的习惯居然也与现在的情况格格不入了。

特别是在地名儿上。

比如过去都叫“钓鱼台儿”，现在京城却只说“钓鱼台”。

过去的“琉璃厂”，现在却都叫成了“琉璃厂儿”。

这种改变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往往他被人一笑，就会坚持己见，与人抬起杠来。

有意思的是，别看这两件事拿来讨论，任凭什么语言学家都难解释明白，说出个让人信服的理由。

但其中的道理和缘由，却在偶然闲聊间，全让他的二婶儿王蕴琳轻而易举给说透了。

王蕴琳首先肯定，简体字的改变是对的。

她的理由是，作为世上最复杂的语言，汉字简化有莫大的好处。

让人学起来方便，便于识字率的普及，这等于增加了语言的实用性。

也就节省了许多没必要耗费的精力，让人们有了更多时间可以去研究其他学问。

至于副作用也有，但无需过虑。

因为术业有专攻，一般人掌握的程度，只要对现代生活没影响就可以。

而研究历史和传统文化之人绝不会不学繁体字。

那既然如此，这完全可以当做一种语言文化层级来看待，就像学历的高低一样。

别忘了，哪怕是古人，文字掌握程度也是不同的。

不考功名的人，自然不用费心去背什么“子曰”。

其次再说京城地名儿，儿化音的应用。

王蕴琳认为，那其实是一种于公众范围内，约定俗称养成的口头习惯。

它的规律也并不复杂，关键就在于公众认知里对一个地方的看重程度。

大体上来说，是以“官家”与“民家”来做区分的。

就比如“琉璃厂”、“台基厂”、“黑窑厂”等。

因明清时都属工部“五大厂”之故，沾了官气，这些地名都不儿化。

而中下等市场集聚的“厂甸儿”就必须儿化了。

又比如因人敬畏神明，寺庙和祭祀场所皆读正音。

“法华寺”、“报国寺”、“天坛”都不带“儿”。

但不在正神之列的“黄寺儿”、“黑寺儿”反之。

最后还有一条重要性还要在前面两条之上。

那就是以这些地理名词中的标志物是否还存在，来作为是否儿化音的依据。

比如“钓鱼台儿”在旧京这么叫，是因为金代铸的鱼台已经不在了。

而如今又读正音，其实因政府盖了“钓鱼台国宾馆”，使之重归官家重地之故。

“琉璃厂儿”等同此理。

今日既非旧朝，清代的琉璃厂也早消失了，那么加“儿”也就很自然了。

由此甚至都可以反向推断，“半步桥儿”已经没有桥了，而“花市”仍旧有市。

“十里河儿”已然没了河，而“六郎庄”的确还有庄。

当然，这种语言变更与现实情况绝不会完全统一，时间上会存有一定延迟性。

但从逻辑上讲，大体遵循着这样的规律。

所以说到底，洪衍亢没错，旁人也没错。

这只是知其然不知所以然才闹了误会。

而且无论怎样，其实都没必要太故意较真儿。

因为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民俗，那都得有公众的认可，有群众基础才行。

说白了，永远是大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