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杨卫帆和成琳遭遇的困局相似。
几乎与他们同一时间,陈氏父子也因为国情的原因,在事业上饱受磨难。
他们父子俩的心血之作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的第一部父与子,落入了一个难解的窘境里。
几乎差一点就灰飞烟灭,被彻底毁了。
说起这个系列的喜剧电影,在我国电影史上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是毋庸置疑的。
他表达了一个叫“二子”的京城底层小人物,在改革开放时期经历社会巨变时,种种的无所适从。
在电影里,这个似乎就活在人们身边的角色,一直在靠着本能的善良和质朴的天性,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
正因为这个人物的言行都是从老百姓认可的价值角度所出发的。
而且以生活化的视角,真实的记录下了当时社会飞速变化的时代状态。
这一系列电影的影响和价值,完全可以与日本那号称最长系列的寅次郎的故事相媲美。
不过实际上呢,作为这一系列电影的主创者。
陈氏父子在创作之初,可没有这么明确的目标,如此高瞻远瞩的抱负。
其实他们想拍摄这一系列喜剧电影的真正原因,不过是因为人民群众需要喜剧罢了。
陈老爷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的老百姓太苦了,要给老百姓带来欢乐”。
这种真诚、质朴的想法,才是他们爷俩最根本的创作动机。
此外,或许还有个不能诉之于口的原因。
那就是在陈老爷子的心里,喜剧将是比较安全的领域。
没别的,“运动”中的亲身经历,让陈老爷子真的怕了那句“好人怎么可能把反派演得那么好”了。
他既不愿重蹈覆辙,更不愿自己儿子以身涉险。
于是从此拒不再碰反派,一门心思认准了喜剧道路,也是人之常情啊。
只不过愿望虽然是好的,但许多客观问题需要面对,“东方卓别林”这条路实在不好走。
比如说,当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
想要拍摄一部电影,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或提出计划。
经由国家批准,才能组织编剧、导演、摄制组,进行生产。
影片完成后,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
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
另外意识形态上,喜剧片也不受待见。
在当时,陈氏父子以娱乐性为主的喜剧创作尝试,不仅显得太过超前,很有些“离经叛道”的味道。
况且以片种而论,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喜剧片”,地位也远低于“艺术片”。
说白了,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从上到下,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
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高票房的经济利益。
甚至当时的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
所以在我国的电影业内,喜剧电影的存活空间一直都很尴尬。
事实上,要不是陈老爷子是京影厂的党委成员,有一定的小权力。
不惜倚老卖老,舍了面子,亲自抓了瞧这一家子和夕照街的剧本。
这两部影片压根就不会出现在京影厂的拍摄计划内。
自然也就不会有“二子”这个经典的人物形象展现在观众们面前了。
其实,就连吃面条这部小品也是一样的。
定节目的时候,就因为这个节目太逗笑了。
反倒因为顾忌不太严肃,缺乏思想性,没人敢拍板让它上春晚。
要不是社会经验丰富的“红叶”,一直厚着脸皮拉着陈培斯在没被承认的情况下,坚持蹭车、蹭房参加“春晚”排练。
再加上黄导格外看重,最后关头,他像当初支持谷依一样的力挺这个节目。
如此经典的曲艺节目,恐怕也会无缘与全国的老百姓相见了。
由此可知,在这个特定的年代,陈氏父子要想把他们的喜剧真的搞成系列电影,到底需要克服多少艰巨的困难。
别的不说,拍摄之初,这“求名分”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
因为哪怕有夕照街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可没用。
老爷子为了前面拍的两部片子已经欠下两笔人情债了。
短期内还想继续拍摄喜剧片,是不可能再获得京影厂支持的。
而陈培斯又是隶属“八一厂”的演员。
军队制片厂对拍摄内容的要求更加严肃,压根就没有喜剧片的名额。
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千方百计的找门路,给自己的电影弄“准生证”。可惜上赶着不是买卖啊,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
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甚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