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房屋交易出现是重新出现了。

可这里有一条，这种交易并不是光明正大的，里面全是猫腻。

因为别忘了，当时的法律并不允许私人进行房屋买卖啊。

自解放之后，国家就一直在实行房屋公有化政策。

当时的房子大部分是公家的，特别是像单元房这种条件最好的房源。

那就必须得曲线救国才行。

说白了，其实就是钻政策的空子，打着换房的幌子，在私下里交易房屋居住权，或者也叫使用权。

由于当年的机关、团体、工厂、企业等单位的办公地点与职工宿舍距离过远，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所以从1953 年开始，为解决职工离工作地点过远、上下班不方便的困难，京城房地产管理局就开始实行市民房屋交换。

政策是以“地点适当，基本等量”为原则。

且明确指出“不论机关团体、企业、学校和个人，在换房双方及业主同意原则下，均可互换房屋。”

换房具体的程序按照官方说法是，先由欲换户提出申请，并持住房凭证或产权人（单位）的证明，到房屋所在地区或欲换入地区的换房站或调配部门登记。

在换房双方同意互换住房时，需同时持住房凭证、户口簿及有关证明到登记部门签订换房协议书。

然后再经房屋所在地管片管理员签字盖章后，办理变更租赁契约和户口迁出、迁入手续。

可实际操作上呢，比这么一大套简单得多。

想要交换房屋的双方，只需各自带上证明材料。

然后一起到房管所现场办理一下房屋过户手续，就行了。

说实话，这个换房政策确实是出自利民考虑的好政策。

因为真有实际困难的人，通过换房不但节约了上下班的时间，还免除了他们路上奔波的疲劳，且降低了交通费用上的支出。

对社会也同样缓解了公共交通的压力，减少了交通事故的隐患。

但必须得说，便民的同时，这个政策却给不合规定的房屋买卖开了一个大口子。

首先，以当时那个连程控电话都没有，一切就靠介绍信的社会环境而言。

房管部门想要查证一下这种事儿的真假，成本太高了，也太难了。

那么买卖房屋使用权的私下交易，就缺乏有效的分辨手段。

买主儿真要想弄份证明材料，只需自己来个萝卜章的障眼法就行。

至于收了钱的房主，当然也是不会真去较真，还要什么换来的房子的。

而其次呢，当时的法律也不健全。

完全缺乏相关的管理政策，根本没法对涉案当事人作出处罚。

即使查出来是假，抓住现行了，也不能怎么样。

这压根儿就属于“无风险犯罪”。

实话实说，被识破发现的不足万一，顶多就是批判教育的过。

其余的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

而且造成事实之后，永远也不会有人追究。

因为真正的相关政策出台是九十年代初期的事儿。

等到了那会儿，之前出的这种事儿已经太多了。

那不合法也变成合法了，这就叫尊重既定事实。

想想看，现在由深知其中门道的洪衍武亲自来这件的事儿，那不就手到擒来，跟玩儿似的嘛。

别的不说，就说找房源，这事儿就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

别看各区都有房屋交换服务站，那是专门进行换房信息交流的地方。

可一般人去了，往往只能看见表面的浮水，看不见水下的瓤儿。

因为如果真心着急换房的主儿，到了服务站，肯定就心无旁骛，直接进去按要求索房源了。

那里面登记的，根本不会有想出卖的房源。

要找这样的房子，还必须得通过特殊渠道才行。

什么特殊渠道？

服务站门口招贴栏上的个人留言呗。

洪衍武独爱那种只写自己房屋条件，不提什么交换房屋条件，只留了联系电话和“有意面谈”的留言。

于是乎，还没两天呢，他就给边建功在附近弄下来两套房源来。

要说这两套房子的条件其实差不多。

都是六七十平米的二类房，还都是坐北朝南的三居室。

不过楼层有点区别，一个五楼，一个三楼。

还有就是地点远近不同。

五楼的在樱桃园路口，离福儒里公交车一站地的距离，是五四一厂的职工楼。

三楼的远点儿，都到了“玄武艺园”那边了，是区政府的职工楼。

所以到底想要哪套房，还得边建功和他女朋友一起合计。

另外，既然是纯帮朋友忙，价钱就得靠边建功自己和人家商量了。

不得不说，边建功的女朋友，在外交公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