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衍武敢这么大开口子带着赌博性质地大撒网收货，除了有特殊年代的行市托着底，还有两点依仗是常人永远难以企及的。

一是他手里捏着大量花不出去，越来越多的现金。

这年头谁敢说扔出去百八十万去抄货呀？他就行，而且持续不断的，还有每月保底十万块的进项呢。

二就是难得他还有地方。

别看经过这次喜宴，那四百多平米的“衍美楼”老铺几乎已经都装满了东西，可还有洪家的老宅子顶着呢。

那几套收拾好的院子，本身就是个天然博物馆，什么东西放不下啊？

所以说呢，办什么事都讲究一个天时、地利、人和。

要是自身条件达不到，再聪明的人也只能看着机会从眼前溜走，白白可惜。

但反过来该有的条件都具备了，想不成事儿都难。一切都是水到渠成。

这不，就跟天上掉大馅饼儿似的，洪衍武坐在家里，让人求之不得的好事儿都能自己个寻到他的门儿上来。

五月中旬的一天，王汉平突然找上门来，急茬问洪衍武手里有多少钱。

洪衍武还以为老木匠缺钱用呢。虽觉得唐突也没介意，就说“您缺多少钱言语就行，咱这关系还客气什么啊，您要多少我给您凑多少。”

他可没想到，老木匠根本不是自己缺钱，而是为他着想。

这事儿源自几天前，老木匠的师弟刘桂友来家里看他。

这位刘师傅是位五级木匠。从公私合营起，他就一直在由数家木器行合并改成的“京都硬木家具厂”上班。

结果他和王汉平见面一喝起酒来，就忍不住满腹怨言，抱怨起厂子上上下下败家的事儿来。

敢情“运动”初期的时候，有许多革命组织把从各处抄来的珍贵明清紫檀和黄花梨木家具，大量地堆在“硬木家具厂”的仓库里。

这是当时很普通的情况，就跟许多抄来的字画送到白纸坊的“五四一印钞厂”当纸浆原料是一个意思。都是支持生产，“废物利用”的“革命举措”。

然后到了“运动”结束后呢，这些东西在上级的要求下，除了少量的退还、替补给了一些民主人士，其它便都成了没主儿的物件儿了，想退赔也找不着人。

一开始也没事，因为社会上不认这样的东西，厂里上下都不当回事儿。可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知青返城就不行了。

无论是外国人的增多，还是结婚潮的来临，都让这些东西开始出现了经济价值。

特别是最近“晓市”的出现，有些收旧货的人就开始跟厂里的工人勾结，把这些东西偷偷倒腾出去贩卖获利。于是就促使仓库里的东西迅速减少。

等到厂领导发现的时候，小件儿家具几乎被底下人折腾没了六成了。而且此后仍旧屡禁不止，仓库就像千疮百孔的墙一样，怎么管也管不住。

这样厂领导一开会，就达成了一个不怎么像话的共识，与其便宜了偷盗成性、内外勾结的职工，不如由厂方出卖。甭管价格高低，总还能为公家创造点经济效益。

于是上上下下就彻底掀起了一场争相贩卖家底儿的比赛。厂方还鼓动职工四处寻找买主。那这就必然会让一些真正爱木器的老师傅心里难受了。

事实上还别说刘桂友了，连王汉平听着都生气，喝完酒他甚至还跟着刘桂友跑到厂里仓库看了看。

没想到不看还好，一看更完。那里面许多的紫檀、黄花梨精品，是为王汉平平生仅见，许多都够格摆进故宫的。

这些东西要流散出去，所托非人，那真是糟践了东西，太可惜了。

就这么样，王汉平就想起洪衍武来了。别忘了，老木匠才刚参加完洪家的婚礼，他知道洪家有钱，于是就抱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心思，特意来找他了。

洪衍武知道之后当然高兴了。摩拳擦掌、称谢不迭，约好第二天就带着钱跟王汉平去买家具。

可当天晚上他极为兴奋地准备现金的时候。他却又冷静下来了。因为他突然想起前世的一些情况来。

他记得似乎在硬木家具投资热起来以后，别人无论是提到“吃了唐僧肉”那个“紫檀大王”的发家史，还是说起那位香港导演李韩祥的私人家具收藏，全都离不开一个国营硬木家具厂。

弄不好，说的就是王汉平给介绍的这个。

可恰恰同时，公众也一直在诟病、质疑他们这种购买行为能否在法理上站得住脚。

因为有人极力主张，那些失主的东西理应算做公产，硬木家具厂是没有权力处理的。甚至后来还有传言，说为了售卖这些家具，硬木家具厂的厂领导还被追责法办了。

这也就是说，东西再好，那也是个烫手的山芋啊。这事本质上是跟上次弄金丝楠木的情况差不多。弄不好，以后是要有大麻烦的。

他不比“紫檀大王”和李导演，他们既顶着个香港身份，上面还都有人照应。可别糊里糊涂就一猛子扎下去了，一个轻忽，那可是后患无穷。即使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