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4月，距离“伟人”《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

这一时期，除了为了“响应”谈话，最早一批由机关、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的住宅小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到了落成使用的时候。而且从1976年至1980年这五年间，京城市陆续建成房住宅面积也达到了1126.4万平方米。

另外，为解决建成的房屋四处扯皮，不能尽快投入使用的情况，在今年2月16日，国家顶层又召开扩大会议发布决议。要求任何机关单位，凡是建好了的房子，限期三个月之内住进人，否则就由京城市政府没收。

于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整个京城逐渐掀起了一轮搬迁狂潮。

这一下子，和打家具的木匠、颠大勺的厨师相仿，连蹬三轮车的个体“板儿爷”也忙得热火朝天起来。

不能不说，和以往相比，新建住宅的公共设施与生活设施比较齐全，住宅的建筑标准也有很大提高。

因此在这个月，剧作家苏书阳告别了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小巷子，乔迁新居后。完全是带着一种非常愉悦的心情，开始写作电影剧本《夕照街》的。

或许也是受到现实生活的影响，这部影片结尾处，夕照街的人们同样告别了他们维系数十年的过往生活。

大杂院，公厕，拥挤的胡同随着残阳夕照渐渐消失。未来生活的模样在远方的地平线上朦胧浮现，等待被塑造，成型。

当然，职工对住宅需求出现了高升增长是社会普遍现象，哪怕房子盖得再多再快，跟这段返城高峰期每年以几十万计算的回归人口一比，就成了杯水车薪了。

无法解决终究居于多数。这就像食物链一样，注定了不可能所有人都有这种福气，搬进窗明几净的新单元房。

可有一些人又实在是缺房到了不能继续等待的地步，于是让年轻的夫妇们住进筒子楼，不失为一种暂时缓解单位住房困难的好办法。

同样是在这个月，人艺演员杨力新也在三楼分上了一间面积不足十五平米的小屋。和妻子一起住进了首都剧场的后台。

尽管房间实在摆不下什么东西，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带推拉门玻璃的茶具柜就没地儿了，但与那些仍旧是没有还分布上房的人相比，杨力新已经深感满足了。

唯独使他感到不太适应又有些为难的，是新生活里未免充斥着一些忐忑仓皇的色彩。

因为住在筒子楼里，生活中大部分的隐私和习惯只能暴露在邻居的视野中。谁家的事情，别人家很快就知道了。大家都没有特别的私密，关起门你睡觉，开这门每家可以穿来穿去。

要说也是巧了。这一年很快就要上映的电影《邻居》。恰恰反应了社会住房紧张的矛盾与现实。

同时也对在这种内部有着长长的走廊，厕所，水房，厨房公用的筒子楼里。一家一盏灯，一户一个水龙头，一个电表的生活方式，有着比较详实的体现。

这让这部电影成了那一个时期国人生存形态的一种记录。使得乃至今天，我们对多户人家聚居在一个大楼道里头，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仍旧有据可查。

但筒子楼还不是最差选择的解决方案。更多的分房无望的老百姓，只能在1976年地震棚的基础上扩建。像鸟儿“絮窝儿”一样，继续搭盖起各种材料、各种样式和各种面积的小房。

朝向东南西北不拘，三角形、梯形，什么都有。各房之间的过道儿，只要能将将推过一辆自行车去，邻居就不说话，“杂”是当然的。

甚至就连这样的情况也分三六九等。

有人运气好，院里地儿还大，有地方接房、改房。靠四处捡来的砖，先下手为强，弄好了能弄个够高够规整的二十平米。

可跟着后面的人，所以面临的条件必然因此而变得越来越艰巨。有人想尽办法，最后也只能凑合盖出个八平米、石棉瓦顶子的“陋居”来，仅仅只能保证放张双人床、不漏雨而已。

但这还不是最堵心的情况。

像有个女孩从兵团回来，由于家里孩子多，只有两间房。可怜她多年不在家，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因突然多个她出来而不能相容，经常吵架。

她没地方住，长期打地铺。最后齐齐哈尔一个对她颇有好感，她却一直不太“感冒”的男知青给她来了信，结果就因为那边有房可结婚。她竟毫不犹豫，转了户口，离开了京城。

由此可知，在住房紧张的年代，仅为了一处小小的容身之所，许多普通人会为之付出多么重大的代价。这实在是一种极为残酷无奈选择。

所以和以上这些情况相比起来。在这次区政府分房中，有幸能把新婚的小家，安置在重文区政府大院新楼里的洪衍文和许崇娅简直可以说，幸福得像花儿一样了。

但好事往往也会存在不那么圆满的一面。

既然是“特殊待遇”，就必然招致旁人的眼红。这一点在洪衍文拿到新房钥匙的之后得到了最明显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