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心儿”的邀请似乎很有诚意，大热天的，专门跑到苍蝇横飞、瓜皮、烂菜叶满地的刘家窑仓库相请不说，当时话说得也很大。

什么满京城由着你们选，什么对你们不能凑合，感觉上就是一掷千金，很有拿钱不当钱的意思。

洪衍武明知她有所求，当然也不会客气。

他一琢磨，大热天的，除了鲜活海鲜，吃什么菜都不是时令，可这个年代偏偏又没有。

干脆，那就吃西餐吧。

一来陈力泉总想去尝尝馆子里的西餐什么味儿，他都曾答应过好几次了，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一直没能成行，正好能借此满足一下哥们儿的愿望。

二来夏天中餐馆味儿大，墩布味儿、抹布味儿，馊啤酒味儿实在让人倒胃口。反倒是西餐馆儿环境优雅、干净许多，倒是适合谈事儿。

说起来1978年的京城，由于“东安市场”早已改建成了“东风市场”，过去里面的“和平”（德法式）、“和风”（顾名思义，日式）都没了。所以当时偌大的一个首都，就只有三家正规西餐厅。

其中“京城饭店”并不对外开放，只招待政府官员和外国友人，门禁森严。因此老百姓能够光顾的，对外公开营业的便只有另外两家。

一家是位于重文门十字路口西北角的“新侨饭店”，另一家就是位于西外大街135 号，京城展览馆内西侧的“京城展览馆餐厅”了。

这两家西餐厅的用餐环境都算是比较考究的，虽然在“破四旧”的**中，也曾一度卖过炸酱面，但均很快恢复了西餐供应，维持住了旧有风貌。

当然，就具体情况而言，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较多不同点的。

“新侨饭店”经营的是法式西餐，装修特点模仿的是法式奢华风格。

墙壁上挂着西洋油画，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上面还会摆放精致的桌牌和一种玻璃的椒盐瓶儿。椅子也都是带弹簧的软椅，椅垫和靠背都套着米色的布套。

这里可是总理的最爱。因此光顾这里的客人，大部分都是高知和行政干部家庭，不乏文艺界的名流，也有一些家底儿“厚实”的“黑五类”子女。

京城人通常把这里简称为“新侨儿”。

而“京城展览馆餐厅”经营的是俄式西餐。它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的京城展览馆的附属餐厅。

因为当初京城展览馆被叫作苏联展览馆，餐厅最早叫做“莫斯科餐厅”。当下这个名字，其实是因为我国和苏联关系恶化之后，才更名的。

不过人们叫惯了以前的名字，很难改过口来，便干脆叫它“老莫儿”了。好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后，这个餐厅恢复了原有的名字，总算没陷入彻底名不符实的处境。

这里的食客构成另有特点，由于地理位置靠近六里桥，所以除了少一部分有留苏经历的人，大部分以部队大院的军人家庭为主。

如果实事求是的说，就餐厅本身条件而言，“老莫儿”无论软硬件儿还是软件儿，都要比“新侨儿”高出许多。

首先，这里建筑是由苏联中央设计院设计，风格华贵典雅，气势恢弘。

打蜡地板，顶天立地的钢窗，丝绒窗帘，华丽的吊灯，暗绿色的青铜柱子上有可爱的猫头鹰浮雕。这一切都充满了浓郁的俄罗斯情调。

其次，这里由于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保卫级别较高。

在这儿执勤的都是从国务院调来的“内保”人员，甚至带冲锋枪守卫地下室。多年后，他们绝无仅有地成为以离休干部名义离岗的门卫

另外，这里工作人员的待遇也超乎寻常。从五十年代起，这里就发皮鞋、料子裤子、发蜡和鞋油，女服务员则额外发香水。

在特殊年代，这里甚至与驻华使馆一道，成为少数被“特殊供应”的单位，即使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供应量也没有削减分毫。

因此综上所述，在六十年代末和整个七十年代，“老莫儿”作为最具时代代表性的红色西餐厅，深为那些身着绿军装、黄军装的“老兵”们所热捧，更成为了他们见证青春岁月的圣地。

在当年，这些人只要一提“老莫儿”，就像招呼一个高贵而亲近的朋友，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特殊的骄傲和自满。

以至于在后来由这些部队子弟创作的，许多关于“运动”时期的影视文学作品里，“老莫儿”都是最重要的道具和场景。

只是可惜，政治属性和高级别的设施、供给，都不能取代人文文化在享受方面的重要性。

就当年真实情况而言，大概由于地处老城区闹市和客人层次较高的缘故，“新侨儿”确实生生压过“老莫儿”一头，那里才是是京城“份儿”最大的西餐厅。

京城过去有句俗话，“三辈子学吃，五辈子学穿”，这是很有道理的。

由于去“新侨儿”的客人，尽是些受洋教育，喝过洋风的，现在叫“海归”的主儿。这些人的讲究、细致、品味，可不是从泥里刚拔出腿，只知道咋呼和痛饮的“武将”后代可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