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差无几。在当年这个毫无家装意识的时代，洪衍武露的这一小手儿，虽然在他自己看来不值一提，甚至缺陷多多，可的的确确已经达到领先潮流的效果了。

解决了房子的问题，接下来比较重要的事儿，就是有关新郎、新娘的行头，和他们的新婚合影了。这是因为办这两件事都需要充沛的时间。

要说拍合影还好说一些，拿着钱去“华夏”或是“大北”直接交钱就行，当时离“五一”还有二十天呢，时间满够。

关键是行头问题却比较让人为难。因为当时能买到的成衣种类实在是太普通了，布料倒是有好的，可好的裁缝却又难寻。

像京城最有名的制衣店，排在第一号的当然就是“红都”了。（原名“波纬服装店”，“运动”中改名“红都”。自1967年至1997年，在逐渐恢复老字号的过程中，既恢复了“波纬服装店”的店名，也未更改红都店名。因为如同七十年代以前的“波纬服装店”，近三十年的发展，已经使“红都”本身成了一块金字招牌）

它不但是建国后由沪海迁京二十一家服装店中仅存的一家。而且从1957年起就一直承担着为国家领导人制衣的工作。

但一来“红都”门槛太高，有限的人力资源只为领导干部和外宾服务，小老百姓人家恕不接待。

二来即使能找着门路，可由于人家业务繁忙，等待的时间过长。真等衣服做出来至少也得俩月之后了，实在是不赶趟啊。

不过没关系，别忘了观音院东院可还有个内务府广储司衣作世家的苏慎针呢。

若真论手艺，比起这位当年做一身衣服够吃一个月的“苏裁缝”来，“红都”的裁缝也得磕头叫师傅，他做这么两身新衣当然不在话下。

于是洪衍武带着常显璋和顾凌烨就先去挑好了布料，然后他们就直接去了“苏裁缝”家里。

老苏也不推脱，现场量完尺寸直接让一个星期来取衣服。至于代价嘛，老苏哈哈一笑就开了个玩笑。

他说就冲常显璋当年管教洪衍武，让全院儿过了两年安生日子，自己就欠他一份儿，如今正好谢他，自然不能要钱。更何况他自己也好久没做正经衣裳了，还真有点技痒难耐呢。

得，这几句话一说，常显璋和顾凌烨当场就都笑了，唯独洪衍武脸上满是尴尬。

既然赶时间的事儿都处理完毕，那么剩下的采买任务也就轻松许多了。

这件事儿上洪衍武跟常显璋、顾凌烨合计了一下。

首先是家具家什上，由于常家并不缺少什么。两个人办结婚证时，领回的那份结婚专用票就满够用了。

这是七十年代特有的福利，凭票能买到一只大衣柜、一张圆桌、一张双人床、两把折叠椅子外加一个精钢锅。

当时流行的家具颜色是地板黄，家具款式都大同小异，也不用费心挑什么。但这些要都买下来却需要二百多元钱，也不是人人都敢问津的。

最麻烦的就是没人给送货，得自己找车自己搬，回家床还得自己组装。

但人手洪衍武最不缺，他自己都没出马，陈力泉带着手底下几个“管眼的”就把事儿办了。

运输工具当然靠三轮儿，福儒里的“黑子”继承了他父亲的光荣传统，也当了“板儿爷”。通过这小子在“起重社”拢共招呼了四辆三轮车，一人私下给了五块钱一盒烟，一趟就东西都拉回来了。

而且因为钱给的多，这些“板儿爷”也都主动帮着抬东西，别看常家在三楼，大伙儿齐心协力根本没歇气，一趟就把家具都弄上去了。

有不少楼里的老邻居们，看见这十几个大小伙子热火朝天甩膀子大干的情形，都颇为意外。私下里甚至还误以为常副局长已经官复原职了。再见常显璋就不觉客气了许多，也主动打招呼了。

因为若不是如此，哪儿会有这么多人听常家的使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