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那几家饽饽铺的店面，由于其经营方式还保持着前店后厂的手工生产模式，直接就被裁撤掉了。几家店面最后是划归市二商局，成了与国营糕点厂有代售合作关系的副食店。而洪禄承自己，则成为了一名在京城糖业糕点总公司上班的会计。

也许是有过去一些出格情况作为前车之鉴，这次国家比较温和，给出的条件也挺优厚。清查核资时采取自估自报、工人监督的方式，最后定了六万八千元的私股股金，按照“赎买政策”的规定，足有二百八十元定息，洪家并没有吃亏。

而在工作安排上，队长也任由洪禄承选择了离家较近的工作地点，并给予了特别优待。洪禄承享受行政17级的副处级待遇，工资也相应地定为一百一十四元。而当时最高级别的技工到顶儿才拿八十多元，大概在整个公司，这个数儿也得排在前几位。这么看来，洪禄承的收入足可以保证洪家人的衣食无忧，且代代人都能过上“上等生活”。

不过，当洪禄承第一次收到人民银行那封盖有“邮资付讫”邮戳的牛皮纸信封的信件时，还是难免心情郁郁。他心知肚明，以后除了这冷酷的信件所寄来的定息外，有关洪家祖辈世代努力的所有成果，恐怕都将被时光掩埋。

洪禄承真正心如死灰是在上班之后。

厂房里，随着机器的传送带，各类糕点哗哗地，水似的往前流，工人戴着白围裙，白套袖，干净、利落，跟洋大夫似的。打眼一看，你还以为是在外国。而与之相比，洪家饽饽铺靠掌案带徒工制作的方式，不仅看着陈腐落伍，产量也低的可笑。

这副国营糕点厂用机器生产糕点的情景，让洪禄承不由眼前发黑，从心里泛起了阵阵苦涩。

如今怎么哪儿都用机器？也是，这么着一劳永逸，用的人少了，也不用烟熏火燎了。可要都像这么改良起来，那以后耍手艺的可全算白饶。

或许，世上确是没有不老不损的物件。就如他的老宅院一般，洪家老字号的消亡也不可逆转吧？

或许，洪家铺子确实是老了。

或许，他也老了……

1956年，对民营资本的改造达到最**。1月15日，随着岳松生代表京城工商联在**上为伟大领袖呈上京城喜报，京城的工商业已先行实现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地纷纷快步跟上。自此，全国的买卖人都和平地消失了，融入了普通人群中。

按道理说，既然已经盖棺论定了。那么就再无一个“运动”是指向工商阶层了，大家大可以松一口气，从此安心开始新生活了。但实则不然，紧箍咒还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净的。

从1963起，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重新控诉旧社会黑心地主的罪恶。随后相继而来的，是普及而持久的“忆苦思甜”运动。其时，尽管再无政策要求打资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对工商阶层丑化的影响，旧有的商人们，便又挨个被重新提拉出来，成了溜边儿站的一群。

说实话，洪禄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历来十分关注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洪家的祖训中，除了有包揽店伙们的生老病死，尽量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这些要求外，还特别规定了“不得无故散人（解雇人），不许搞特殊化，必须与店伙同食，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等诸多事项。哪里又会像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下属呢？

可面对现实，洪禄承没有别的辙，只好用老法子，尽力要求自己低下头去做人，借低调行事来保全自己和家人。

另外，对于所失去的财富，他也绝不敢表现出一点耿耿于怀。想来就明白，在社会整体上，“富”已经一个耻辱，没有谁再会留恋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虽然勤俭节约，本质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因贫穷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一旦被树为全社会的主流风气，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那个时代，岂止是洪禄承，就连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纯正。溥仪就曾在1958年写过很真诚的决心书，表示要“争当红旗手”什么的。所以，洪禄承也一样十分努力地去参加劳动、学习朴素。人民是怎么活，他们就怎么活。尽力融入，以图早日变为“人民”一份子。

哪怕生活里，洪禄承还保留着过去的一点点讲究，不肯在饮食上面马马虎虎，那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享受。哪怕他看不惯像有的工农那样不洗手就吃饭、随地吐痰、口吐脏话、举止野蛮的举止，可见到这些“红五类”时，他也得点头哈腰，故作亲热地打招呼。

这不能怪他虚伪，全是环境使然。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否则，如若还保持“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伤感，那么不用说，失去的还将会更多。

洪禄承这样的灰色人群与其亲属，一直就是这样活着。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虽已到如此地步，却还有一场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进入的劫难是躲不过的。

1966年8月，社会形式再次骤变，红卫兵们高举大旗，用铺天盖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