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而他最终婉言谢绝了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职务，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历史就是这么可悲，旁人冷笑中的一句“资本家还能爱国吗？”，就把他自证清白的希冀全部抹杀。

特别是1952年2月16日，随着当天的各大报纸刊登消息，揭露了以沪海大康药房经理王康年为首的一些不法商人，盗窃国家财产和坑害志愿军的种种罪行后。人们心中最原始的正义感被触动了，成千上万淳朴的人民纷纷投书报社，称“五毒”资本家是“最可恨的人”。

说实话，像洪禄承这样的以诚信为本的商人，其实更痛恨糟蹋商人信誉的败类。可当时工商阶级的整体形象一落千丈，只要是商人，无论毒与不毒，几乎是人人喊打。凡资本家或业主，人人须得过筛子。

当时的具体细节没必要再提。总之，被隔离审查的时候，洪禄承完全垮了下来，他不得不顺着“打虎队”招认，甚至于自动加码。当他这只“老虎”被放出来时，已被斗得七荤八素，就像只“死猫”，连回家的路也认不得了，还是由打虎队员找车把他送回去的。好在因他态度良好，几天之后，职工大会宣布了他已经“彻底坦白”，并作为从宽处理对象，把他由原定的第一档“完全违法户”，降为第三档“半守半违法户”。（如果是完全违法户，至少要判刑坐牢）

同年5月，“运动”全胜收兵。经历过劫难的商人们，也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工厂和店铺。但这次清查，已经使许多人不敢做买卖了，甚至有人还在私下喊出了“再做买卖就是孙子！”这种话。可还没等他们决定是否真的要关门不干了，紧跟着下来的巨额处罚，又迫使这些人不得不继续担当，才刚发过誓的“孙子”。

洪家接到的通知书也不例外，上面清楚写着，补税和罚款总计是五亿元。（币制未改前，五亿元即五万）

在日后一段时期中，税务员每天来洪家坐索，有钱就拿走。而为了缴付巨额的退补，洪禄承不得不搜罗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筹款。先前是一些文物字画，后来就轮到了妻子的衣物首饰。

解放后，当铺已经彻底消失。文物字画要送去琉璃厂，春绸的棉袍与貂皮大衣等物，在信托行可以寄卖，但金戒指金首饰，却因政府规定只能拿到银行去。洪禄承的妻子王蕴琳仅去了一次银行就不肯再去了，说是不忍与旧物相别。再打点完东西，则让洪禄承送过去。洪禄承直到看到银行的人为检验金子的成色，把很精美的首饰扭得乱七八糟时，这才体会到了妻子的心情。就这样，持续了二年，洪家的家当去了多一半，才陆陆续续把这笔巨债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