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本权兵卫关于对话的有条件谈判提议，在一项对华激进的日本，其实已经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是因为山本权兵卫也没有拿出具体的对华谈判条件，议员们不知道日方的底线，当然不会轻易相信他，因此在第一轮投票中竟然给否决了。山本权兵卫终于体会到了桂太郎的痛苦，对话谈判的底线应该是最高机密，议员们竟然让他将秘密公开，中国人办不到的事儿，让这群日本议员给办成了，山本权兵卫甚至都怀疑这群议员们是中国间谍了。

但是在1912年这个时代中，不但中国各种思想激荡，日本乃至全世界都存在着各种激进的思想，开放的思想，保守的思想，彼时的国人和后世的国人只关心中国国内的废除文字推广字母代替汉字等各种复杂的运动或思想，但实际上在国外，人们也同样在讨论着国家的发展方向，各种不通的党派和人们为了自己的理想争论不休，运动不止。

彼时的日本帝国，与中国人心中传统的帝国定义并不一样，日本的皇帝虽然号称万世一系，但日本天皇一直如中国周朝时的周天子一般，诸侯国拥有极大的地方自治权力，而天皇只是名誉上的最高领袖。其后日本各军阀征战，最终获胜者成为了日本实际掌权者，但仅仅以幕府将军的形式“代天子以令不臣”，日本天皇一直都是傀儡。明治天皇时期，雄才大略的他利用百姓和小军阀对幕府将军的不满，发起了倒幕运动，最终在依靠长州藩和萨摩藩的情况下，赢得了战争击败了幕府。幕府制度虽然取缔了，但毕竟明治天皇依靠军阀打军阀，他不得不给长州藩和萨摩藩以巨大的权利，于是便出现了元老制度，明治依旧被架空。明治依靠着在元老之间的制衡之术，玩弄权术地巧妙逐渐地增加了皇权的位置。而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之后，明治天皇的威严与权术也达到了顶峰。即便明治天皇已经几乎被奉为神，在传位给嘉仁（大正天皇）时，依旧紧张地害怕有人试图篡权。

此时的日本人虽然心中将天皇当做神，却很少有人如二十几年之后一般地将其视为偶像和精神支柱，很多人试图对日本进行改革。尤其是日本的政党们，在取得了议会的权力之后，自然希望议会能够代替内阁行使权力。

山本权兵卫利用议会之后，现在想摆脱议会的束缚，却是不容易的，最终他只能有限地向议会透露谈判的底线，第一、中国对日本付出五百万日元的战争赔偿，第二江北总司令王永安必须下野，第三中国对日本开放南通港口，第四释放所有日本俘虏，第五赔偿日本教官家属五十万日圆的赔偿金。

山本权兵卫委任加藤高明担任外相，并由他出使中国，第一站前往京师与袁世凯会谈，随后南下前往扬州与江北签订城下之盟。山本权兵卫认为，当加藤高明抵达扬州的时候，扬州已经是日本人的扬州了，因为他从上原勇作的口中得知，经过了十二天的血战，日军攻克泰县，兵临江都县，扬州指日可下。

最终，山本权兵卫的天在议会中仅仅以微弱的多数支持票通过，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于是开始迫不及待地提出，缩减陆军军费，增加海军军费的议案，气得陆军派跳脚大骂却又无可奈何。

陆军派的前领袖桂太郎自从失势之后，整日闷在家中，不久之后便生了病，医生们诊断，桂太郎的病是起于心情，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因此无能为力。陆军派重新聚在山县有朋门下，而山县有朋为了争取权利，摆脱现在陆军派的下风局面，开始了鼓吹日本陆军即皇军的观念，并因此而得利。大正天皇其实很不满山县有朋，第一因为山县有朋在桂太郎受责难的时候抛弃了桂太郎，大正因此认为山县有朋是个老狐狸，不值得信任，第二是因为山县有朋在桂太郎失势之后成为了元老中资格最重者，而山本权兵卫为了元老们支持自己，也开始有意对山县有朋妥协，因此导致了山县有朋的权力反而更大，甚至在皇太子裕仁选妃的问题上，山县有朋也有意搀和一脚。

山县有朋比桂太郎老谋深算了许多，陆军派老实了下来，他叮嘱上原勇作，此次必须全部听从山本权兵卫的命令，不得有任何违抗。

上原勇作为了自己的面子，隐藏了第十六师团和第十七师团的巨大伤亡，此番血战泰县，两个师团的阵亡总数为三千人，但受伤士兵军官达到八千人之多，第十六师团与第十七师团几乎伤筋动骨，大部分前线将士不愿意继续前进。

而上原勇作为了表示对山本权兵卫的支持，对前线将士说道：“我等一战则可下江都，打到江都，与扬州隔岸谈判。”

江都县城在京沪大运河运河以东，是古代隋朝的首都，但江都并不适合作为都城，周遭一马平川毫无天险，且背后靠着大运河数条水道，按照中国的风水学来说，属于背水一战之格局，因此在隋朝之后的历朝历代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将江都当做首都。王永安起初也没有将江都当做抵抗中心的意思，但是冯衡等参谋根据日军的伤亡和后勤补给来看，认为日本讨伐军绝不可能度过运河，他们的脚步最多抵达江都，因此此番决战之地，并非扬州城下，而是江都城。

“如此来说，日本在谈判上岂非处于劣势？”王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