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事实上，如今的中华帝国，经过这短短数年的发展，便如同其他朝代一样，社会阶层慢慢开始也有了一定的划分。

阶层的划分，正如同后世的革命导师列宁所说的那样，重要标准是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其次是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再次是分配方式。而不同于后世所说的直接简单地划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种，依照冯云山的看法，如今的中华帝国帝国有了更多的社会阶层。

首先便是以自己为首的这帮原太平圣国的利益集团，中华帝国的权利核心阶层。而这些，是以至少一省巡抚或是各部部长之类的官员，按照冯云山的设置，这些阶层事实上不但位高权重，而且俸禄极高，还有一些列投资的机会，比如二马公司，便是自己以及这些官员们为股东的谋取钱财的工具。而冯云山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方式，自然是套用高薪养廉的那一套，但又不能完全的高薪养廉，而是以主要对外投资以及殖民海外为主的二马公司，利用对外的飞速扩张来赚取利润，为帝国供养这帮官僚阶层，避免出现大规模的腐败。

而且，这样一来，利用二马公司这个超级巨无霸般的海外公司这个平台，形成一个庞大无比的共同的利益集团，其实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高官别的官员，甚至县、乡镇都有不少官吏投资二马公司，每年都可以从二马公司赚取红利。而事实上，因为二马公司的巨额汇报率，更多的人纷纷不愿领取利润，反而要追加投资，造成二马公司一次次地扩股发展。

这是最顶级的阶层。正因为有这样的利益在，整个帝国的官员，至少大部分人都极为拥护冯云山的统治，而这股形成的巨大合力，又将二马公司推向一个急速扩张超速发展的境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便成为比当初的荷兰或者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更为庞大的商业帝国。

其次，第二级阶层便是原来满清遗留下来倒向中华帝国的地方乡绅和商贾们。事实上，如今随着帝国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商贸易业的极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地方乡绅和商贾们，纷纷与时俱进，开始改头换面变成新兴的资本家们了，也就是资本产业阶级。

这其实分为两种人群，一种是各地的中小乡绅，因为在中华帝国成立之前或是成立之初，便投靠了帝国，因此他们得以幸存下来。这帮人在土改政策的时候主动捐献了或是半强迫地售卖了大部分的田产，得到一笔财富，加上自家历代积累的钱财，在帝国成立之后又开始私下承包田地，雇人种田赚取中间的租谷等差价。不过，在圣肥的持续应用以及地方农民教习所的培训之下，中华帝国各地的农业逐年获得增收，粮食价格逐渐降低造成种田根本难以盈利，因此，越来越多的这些地方乡绅，其实也就是后世说的小地主们，纷纷改行，加入商业、工业、采矿业甚至交通运输业乃至工程承包业等新兴行业之中，因为他们有资本，又有人缘和本地官场的优势，加上正好适逢帝国大发展的这一历史时刻，从事的生意很少有亏本的，逐渐体会到非农业的利润好处，越来越多的资产都投入到工商业之中，因此，在财富堆积效应之下，这一阶层越来越多，最后竟然变成一股强大的势力。

而另外一种，则是各地原本就是大型商贾的官绅们。就像湘北澧州的蒋家，在发现中华帝国即将夺得天下的时候便立刻投降，捐献了小半财富给帝国，成为合法的大商人，并且在朝廷招商之初便积极参与，不但兴办了多加实业工厂，甚至在后续的生意发展中创立了兴业银行，而后，又借助这一平台，广泛涉猎两广地区的生意，并通过广州，将资本发展到整个南洋甚至西洋一带，南洋的运输业、采矿业、种植园等都广泛参与其中，这几年下来，蒋家的家财又何止翻了数倍？

而这种大型的商贾，虽然数量不是太多，但也为数不是那么的稀少。广州十三行、江浙一带的商贾豪门，还有山西的大宅门晋商等，如今都发展了起来，成为其中的佼佼者。就比如以苏杭、圣京为总部的胡雪岩，如今已经发展到资产过亿的国内豪商，除了冯云山这个皇帝指定的二马公司和商务部贸易局下面的南洋公司等三大贸易公司之外，几乎在国内都难以有其他的日常贸易公司或实业能与其相比了。

伍崇耀、胡雪岩、蒋明试这样的顶端国内豪商，虽然还不到一百来位，但所聚集掌握的财富，已然达到二三十亿圣元之多。以他们的能量和如今这个时代的价值，他们其中的几位联合起来，便能将整个日本或是缅甸都买下来。只不过，如今的日本和缅甸都已算是中华帝国的藩属国甚至直属领土而已。

当然，像胡雪岩、蒋明试这样的人，他们也从来没想到自己或者自己的家族有一天会成长到如此的地步，因此，他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皇帝冯云山制订的政策造就的，虽然富可敌国，却更是敬畏这个朝廷，事实上，他们也是名副其实的官商或是皇商。

再下来的阶层，自然便是新兴的有技术的产业工人了。如今的中华帝国，随着工业的大肆发展，读过书接受过教育的一些年轻人，都被广泛用于地方官府的小官吏或者工厂之中，特别是其中的一些中等学堂出来的有些技术的人，在一批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