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她把自己在艇里的位置给了一个年轻的女佣，还把自己的裘皮大衣也给了这个女佣，说：“我再也用不著它了！”

当有人向67岁的斯特劳斯先生提出：“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小艇”

斯特劳斯坚定地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之前上救生艇。”然后挽着63岁的太太艾达的手，两人走到甲板上的一张藤椅坐下，静静地等待最后的时刻。

张楠自问做不到斯特劳斯夫妇那样的高尚，至少现在做不到，或许自己到了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有可能做到，但现在绝对不可能想他们那样坦然赴死。

自己不是什么高尚的人，甚至就不是个好人，这个有自知之明。

话题有回到6名华夏船员身上，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就是悲哀，意大利人火了，英美媒体立刻歇菜，而当时的华夏呢？

辛亥革命刚搞完，华夏大地还自顾不暇，英美媒体抹黑华夏船员那是没有任何顾忌，压根不用担心发生抹黑意大利人时发生的那种事。

而且也不可能有目击者为6名大难不死的华夏船员说话，1912年4月21日的《纽约时报》还披露过：为防止生还船员向外界透露海难发生时的实际情形，白星公司将幸存的船员都隔离到一艘船的底舱，并派武装人员严加把守，还勒令船员“别做声，否则将丢掉白星公司的工作！”

不过抹黑他们的这些事，6名获救的华夏人当时应该不知道。

因为泰坦尼克号上获救的人，先是被送到一个叫达埃利斯的岛上，然后才被送往纽约。美国当时有排华法案，6名华夏船员不允许进入美国，所以第二天他们就离开了，上了另一条船去了古巴，继续他们的船员生涯。

除了6名幸存的华夏船员之外，所有其他获救的人都被允许进入美国。美国媒体当时敢这么猛造他们的谣，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反正他们正在去往古巴的船上干活，根本不可能知道美国媒体怎么说他们。

就算知道，估计也会因为不怎么精通英语，而无法辩解。

最关键的是：当时压根就没人会找他们！

这时威廉就在说：“造谣最高潮时，很多头等舱和二等舱的乘客虽然根本不曾和他们见过面，也都声称自己‘目睹’了他们的‘卑劣行径’。

当时种族主义倾向极度盛行，不少人出于这种心理，哪怕没亲眼见到，当人问起时也会很自然的‘政治-站队’，反正当时华夏贫弱，就算造谣造到天上去，也不会有人找上门。

不让上救生艇，自己凭着本事在极度危险中设法逃生，还要被很多人说成是坏人，还不允许进入进入美国。

这不公平！很不公平！

至于他们到底是什么身份，又是用了什么办法在海难中逃生，对当时很多英国和美国人来说既不重要，也不值得关心。反正在这些人看来这8个华夏人中有6个活了下来，仅此就足以证明他们是坏蛋，进而还可以证明所有华夏人是坏蛋，很符合种族歧视和排华法案的需要。

艾伦先生、卡梅隆先生，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我们三人真心希望能进入这部伟大的电影的制作当中，还历史以真相。

为此，我们三人已经做过协商，担任顾问期间可以不要一美分的报酬。”

张楠点点头，道：“又有三名正直的人加入进来去还原历史真相，这是我的荣幸，不过报酬还是要给的。

从今年开始，一年10万美元顾问费，每年增加10个点，直到影片上映。

而且，三位，还有卡梅隆先生，你们将获得我和我家人的友谊。”

每年10万美元额外的顾问费用，对三名原本就有正当职业的历史专家而言也都是一笔很大的收入，而获得友谊，这话就牛叉了！

是呀，不说其它地方，几乎整个华尔街的人就都希望获得艾伦先生的友谊，这句话比《教父》里科莱昂说出的还要牛叉。

只要运气不是太糟，对这四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有艾伦先生加的友谊，那就是妥妥的几百年的繁荣。

当然，这也需要付出代价，就像《教父》里说的一样，别人给了你友谊，那你也要付出自己的忠诚不是保镖们的那种忠诚，而是尽心尽力为张楠服务。

这些对卡梅隆和三名历史专家而言不是为难的事，理所当然的工作而已。

最后，艾尔弗雷德又说到了那个船上唯一的日本人：泰坦尼克沉没后，一位英国乘客的日记中写道：一个日本人粗暴地推开别人，强行乘上救生艇。

当时泰坦尼克上唯一一名日本人名叫细野正文，当年他得以逃生，但至死都背着“卑劣的幸存者”的恶名。

1912年时细野正文是日本铁道院的主事，也有记录他担任运输大臣的，正在欧洲考察铁路网。在俄、英研修考察后，从英国搭上开往北美的泰坦尼克号。

4月15日1点40分，最后一艘救生艇正被放下海面，传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