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谢廖沙拜访了雅科夫列夫之后不久，雅科夫列夫向戈尔巴乔夫地上了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份报告，要求政府在某写历史问题上和意识形态的问题上放松管制，施行公开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

雅科夫列夫的这份报告被刊登在了苏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消息报》上，引发了官员们的普遍讨论。

雅科夫列夫是个不怕威胁的人，早在十几年前他宁可放着大好的前程不要，也要在报纸上公开批评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是大国沙文主义。

雅科夫列夫的文章犹如抛砖引玉一般，一时激起千层浪，在看到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任何处分雅科夫列夫的意思之后，许多更加过分的言论也出现在了报纸上。

谢廖沙很了解这一变化的背景是什么，这些年来苏联的最高领导层一直都在探索着改革的道路，可是领导人接二连三的逝世让所有的改革行为都仿佛走到了死胡同，现在在苏联的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阶层对于改革的道路越来越迷茫，大家对于今后经济和政治的改革方向一直争论不休。

雅科夫列夫的文章原本打算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的，但是他的观点实在是太过的激进，在加上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什么指责的言论出现，因此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们就把雅科夫列夫的言论当作了正确的道路，开始了模仿和超越，于是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越来越多的过激言论出现在了报纸上。

戈尔巴乔夫把这一现象视为改善国内言论自由的一个开始，并且对此加以赞扬。他示意文化部门解禁了苏联国内著名的禁放电影《阿戈尼亚》，随后莫斯科的老百姓争相前往影院观看这部电影，一时之间大家仿佛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的风气。

谢廖沙对于这些变化有着切身的体会。因为苏联高层对于文化产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尤利娅的生意也可以稍微的再放开一些手脚去做了，她亲自到莫斯科来向谢廖沙请求更多的投资，希望继续扩大他的录影带租赁业务到乌克兰各地，谢廖沙痛快的给了尤利娅一笔新的投资。

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雷厉风行让谢廖沙不敢拖延关于青年科技文化中心向全国推广的任务。为了把青年科技文化中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同时又能够最大了程度的利用戈尔巴乔夫给予的优惠政策，谢廖沙打算把青年科技文化中心以企业的方式再全国范围内开展业务。

由于青年科技文化中心现在阶段更加类似于一所金融投资机构，因此必要的风险管控机制还是要有的，谢廖沙不希望因为推向全国而为青年科技文化中心引入一大批的劣质项目滥竽充数，所以他照搬了一部分类似西方商业银行中贷款业务的规章制度，作为青年科技文化中心招商引资的制度和流程。谢廖沙所没有注意到的是，他的这一个无心之举让青年科技文化中心成为了共青团内部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而共青团内部也由于高层的鼓励而开始出现了更多投身商业的精英，而这些都是后话了。

由于有了商业制度上的保证，所以谢廖沙第一步就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大城市的各个区一级的团委中开办了青年科技文化中心的分店。霍多尔科夫斯基很快就从青年科技文化中心申请了一笔新的投资去开拓他手下的第二家从事不同业务的企业，而别列佐夫斯基的则投身于汽车零部件买卖的行业之中。

在苏联这种市场化程度不高的市场内，作为先行者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自然是顺风顺水，谢廖沙不是那种见不得被人发财人，他现在还有些看不上这些小的生意，而且他的心思也没放在这一方面。谢廖沙现在在考虑如何在《广场协议》签署之前，暂时性的借用一下外贸银行的庞大外汇储备，用于掏空日本的计划。

外贸银行的账目现在已经谢廖沙所信任的会计团队点算清楚了，这家银行现在所拥有的外汇储备有一万多亿美元，有了这笔钱，谢廖沙就不用去抵押全部身家通过杠杆的方式获取天量的资金了，不过谢廖沙可没有胆量动用全部的外汇储备去实施这次的行动，他打算先动用大概一千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前期的部署。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摆在谢廖沙的面前，那就是如何把这一千亿资金从苏联国内运送到国外的银行系统中去呢？

中央银行对于外贸银行的资金监管是按照季度来的进行的，基本上每个季度都会派人前来清查账目，也就是说，谢廖沙如果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动用外贸银行的资金，大概要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在这个周期之内，谢廖沙必须保证这笔资金能够自由的进出苏联的国境和国外的金融系统。这是谢廖沙从没有处理过的一个大问题。

一时半会既然想不出什么好的主意来，那么谢廖沙就只能够先做些自己有把握的事情了。就在这个时候，很久没有联络过的哈默同志忽然给他打了个电话。

“谢廖沙，我刚从中国回来，你们拜托我的事情我已经办成了，你想知道对方是如何答复你们的嘛？”哈默同志卖着官子在电话里说道。

“哈默老同志，既然有好消息就别卖官子了。快点告诉我如何能让我们的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