赊账，不给赊账就跟你玩刀子。

对外贸易就不用说了，海禁，出去了就是倭寇。但你还是经不住利润的诱惑，好不容易走一私回来攒点钱，没被逮着，发了财，上下打点好，还出去找死干嘛？人有钱了，命也值钱了，就不出去卖命了。

国内投资最赚钱的是卖盐，可你得从国家那买盐引，大头还是国家拿着。

最后算来算去在这个国家投资赚钱，最安全的方法才是利润最高的。而最安全的投资渠道，无一不是农业经济，再加上重农抑商的传统国策，以及政治风险。所以在清末之前，只能买房买地科举当官，于是商业资本最终回归土地，以末养本。

商人阶层最终转化为了大地主，反而巩固了农业社会的旧秩序。

至于外国人还想跟天朝谈平等贸易，更加不可能，当时的洋人打不过明朝，只能和沿海走一私商人们做生意，朝廷也管不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后来为了解决福建人民的生活问题，开了个月港允许福建进行对外贸易，墨西哥的白银就通过这种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但最终还是被换做田产，或被埋入地下，或被做成工艺品。

而在欧洲，由于国家林立，又没有人能真正自给自足，因此有着一个巨大的国际市场，活跃的贸易需求不断刺激着商业发展，西班牙土豪从美洲拉来黄金，用来买英国织的布，荷兰中间商从中贩运，资本的流入最终刺激了各国商业的发展，而发展又带来了更大的需求，新的需求又为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渠道，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而这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庞大华夏帝国所不具备的，没有需求，就无从谈发展和掠夺，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要么对内掠夺农民，要么对外掠夺原住民。这两者的背后都有着一个渴望财富的市场的呼唤！

前者为了扩大生产，然后赚资本，后者就是直接抢资本，抢了以后再投资再赚再抢。

像是明朝这样一个静态的农业帝国，既富有，又缺乏内外竞争，根本没有出去掠夺的动机，国家的主要义务是赈灾和保持小农不要破产。

没有市场需求的支持和对私人资本的保护，商业资本没有出路，最终只能回归农业。更谈不上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的的发展是需要国家配合的，英荷都鼓励商业发展，以及海外贸易，鼓励私人资本的增殖，为了扩大生产而迫使农民破产，以提供自由劳动力，政府通过税收从私人资本的增殖中受益。而这在明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华夏不管是此前的哪一个朝代，作为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国家税收几乎完全依靠田赋和人头税，其税源主要来自自耕农，也就是小农们！

农民阶层是真正的国本，而商业的发展带来的利润在明代这样量级的国家面前，还是十分逊色的，其所提供的利益无法让政府提起兴趣，而商业的发达必然带动人口的流动，以及税收和管理的困难，这都是动摇农业国家根基的事情，再加上商业所带来的对自由的需求，更是等级森严的**国家之大忌。

明朝的经济政策即便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都是保守而消极的。其中有两个特点：一是平均主义：因为对蒙古统治的厌恶与反动，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打算“恢复中华”，他期待国家回到蒙古人的腥膻污染前的状况，于是他就着手恢复到古代的理想社会去，在经济上的表现非常消极，他为了维护农业社会的和谐稳定，割苏杭商业发达地区的肉，去填不发达地区的坑，为的就是保持整个国家发展的平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的就是不平衡，让资本和劳动力集中于一处，但在明代这种国策的干涉下，这一切基本都是妄想。

明朝和清朝都是放弃对经济秩序的管理，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对金融管理的消极，主要体现在铸币方面，明代的铸币量和宋代相比是极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缺铜，明初发行纸币失败以后，大明朝就对金融撒手不管了，以致于在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之前，地方税收又回归到了实物缴纳的状态，而这对于商业贸易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在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之下，政治正确的做法始终是保护农民利益，而不是商人，国家工作重心始终是以小农利益的为中心的，打击大地主，增加佃农，使耕者有其田这样的仁政才是古代衡量一个朝廷的统治是否成功的标准，而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大敌。

华皇建立的体制是和平的方式得来的，没有怎么打仗和死人，这就造成了，华皇的体制，其实并没有完全打破清末的国家和社会结构，哪些人有钱，归根结底还是哪些人掌握钱，而华皇出于长远的考虑和保护资本发展的考虑，华国的法律是保护私有财产的，这就更加麻烦。

造成了华皇，即便是要改变，也只能用巧取的方式，而决不能用豪夺的方式！

华皇是一个人拉着历史在走，这是很逆天的事情，华皇自己比谁都清楚，要不然，按照正常的轨迹走，从原始积累，到经济发展，根本来不及，因为还没有等你积累起来，小日本的枪炮，列强们的枪炮已经过来了。

列强们都在拼命的向帝国阶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