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拿到退保金的还是少数人，大多数人因为走得匆忙，再加上极本不懂养老保险这回事，连一分钱都没得退呢，想想真不划算（东莞打工妹：一朵飘零的花229章）。据说在深圳有一千多万打工者，大部分人每月只有几百元的工资，再怎么省吃俭用也存不了几个字。我们辛苦打工几年，就指望离开这座不属于我们的城市时，退保可以拿到几千块钱回老家呢。现在单位招工，哪个不是只要20岁左右的年轻人啊。又有几个人能在这个城市里连续打工15年以上而享受到养老保险呢？

何况，在这15年间，若有失业，便只要自己去交保金了，一个失业的人，连吃穿住都成问题，哪里有钱交保金呢？再说了，这国家的政策，象孩子的脸，说变就变，等几十年退休后，是个什么样子谁又说得准呢？

但无论如何，拿到这笔钱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比我以前几个月加起来的工资都高。我将2000元寄回家，并买了一个手机。当我在电话里将连续两次升职并加薪的消息告诉妈妈时，她在电话那头都激动得哭起来，连声说：海鸥再不愁学费了，海鸥再不愁学费了。

虽然我能理解妈妈的心情，攒够海鸥的学费也是我最急于实现的理想。但妈妈连问都没问我过得好不好，让我很是失落。可我的失落是无人倾诉的。我原以为，现在是行政助理了，职位比做普工时高了许多，应该有更多的男孩子追我。但恰恰相反，虽然我在男孩子很多的技术大楼，但他们却都对我敬而远之。开始我很不明白，后来才知道，他们看田中先生对我这么好，都认为我己经是田中的人了，这让我很是郁闷。

所以，虽然我年轻漂亮，虽然我聪明勤奋，但没有一个人追我，这让我心如止水，把更多的时间扑在工作和田中先生身上。

一年一度的中秋节不属于国家法定假期，照例没有假放，虽然很多人非常想趁这个团圆之夜和亲朋好友聚聚。这个愿意虽然简单，也只能是奢望。普工们一如既往地加班加点，只是晚饭时，每人分到了两只廉价的月饼。

紧跟而来的十一国庆节倒是有两天法定假期。今年的十一正好是星期六，为了不影响正常上班秩序，厂里早就发放了通知，九月底的最后一个星期天上班，也就是，将九月底最后一个个星期天的假期挪到十一。如此一来，所谓十一的两天法定假期事实上变成了两个星期天的假期，加班比例也就变成了1：2。珠三角一带的工厂都这么做，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

劳资关系紧张是深圳很多工厂的通病，这与深圳乃至珠三角的经济模式有关。由三来一补起家的深圳，实际上是高技术产品低技术制造。企业赚的是一点人工钱，也就就是靠压低工资及恶劣的劳动条件睐实现低成本，以此赚取利润。简而言之，就是靠榨取工人剩余价值。

特别是在日本企业，劳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文化及习俗的不同，日本人上司很难管理好中国员工。有些聪明的日本上司，就直接把权力下放给一个指定的中国主管，让中国人管理中国人。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那个被指定的中国主管，大多会借机大权独揽，并做出损公肥私的事，让企业蒙受重大损失。最后弄得一团糟，还要日本人来收拾烂摊子。

但大多数日本上司紧握权利不放，凡事亲力亲为，这样日本人都很辛苦，再加上文化历史等原因，日本上司和中国员工的矛盾往往非常紧张，劳资关系一触即发。

虽然日本人相互之间在工作上要求非常严格，但一般日本人对中国人还是很宽容的。可是，劳资矛盾还时常不可避免地发生。

日资厂的管理中，一直渗透着一些传统的陋习，别说是脚踢，就是打耳光也是常事，被打者还要连连认错。对他们来说，上级打下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并且，他们还把这种陋习带到了中国。

主管技术部的日籍职员吉永副总经理，平时是一个非常和气的人，任谁都想象不出他会打骂员工，并且是自己的同胞。有一次，技术二部日籍经理，上前啪啪就甩了吉永两个大嘴巴，并大声训斥他。吉永没有任何的愤怒和抵触，身体依然站得笔直，嘴里连声喊着：哈依，哈依。态度谦恭有加。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样一个态度谦恭有加的人，在田中骂完离开后，他也对，田中骂吉永的话特别难听特别恶毒；而吉永则警告日本职员打骂普工的事件，当时很是义愤填膺，但当我现在有机会了解事件真相后，却再也义愤不起来了。

在吉永和，这种事在樱之厂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并不是什么大事。但这次却略有不同，因为惊动了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