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公安与法院不一样，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必须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先圈定嫌疑人范围，然后再搜证排除。

周素英、老宁、小单，甚至连曲聪都在看材料。

韩博一边看材料一边给在安乐市局技术部门紧张工作的万海龙打电话，当众人面说道：“海龙，不要光提取凶器上血迹里的dna，锤柄上有可能存在的dna也要提取比对。既要搞清楚血迹是不是被害人的，同样要搞清楚铁锤到底是谁的？”

“韩支队，他们这设备简陋，人员更少，就一个懂dna检验分析的技术民警，全提取比对估计要三四天。”

差点忘了安乐市局没这个条件，韩博沉吟道：“算了，我跟冯支队说，你带上检材回去检验，如果检出其他人的dna分型，我再请冯支队采血样送检。”

用惯既精确又省事的先进仪器谁愿意人工测序，在实验室里搞几天会把人活活累死的，万海龙不禁笑道：“这么安排最好，韩支队，那我跟小白先回去了。”

“我跟冯支队说好你就回去，同小白说一声，路上开慢点，注意安全。”

安排好这一切，周素英正好看完病历。

不是看得不认真，研究得不仔细，是张大勇从小到大几乎从未接受过治疗。

手边这些病历不是家人送他专门去精神病院或其它医院的精神病科看的，是按照政府尤其民政部门的一些规定去检查的，办残疾证、享受一些社会福利，需要提供这方面材料。

又不是在自己辖区发生的，老宁纯属“陪太子读书”，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只对老朋友及老朋友的同事感兴趣，放下材料好奇地问：“周政委，嫌犯到底多疯，疯得有多严重？”

“典型的先天性精神分裂症。”

作为前南-港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副院长，作为一个精神病专家，这样的病例周素英见多了，耐心地解释道：“据世卫组织统计，哪怕一个表面看起来健康的人，也会携带5到6种隐性遗传病的致病基因。所以在近亲结婚的时候，夫妻双方携带相同的隐性致病基因的可能性很大，导致后代出现隐性遗传病的发病率增高。

在随机婚配也就是非近亲婚配的时候，由于夫妇二人无血缘关系，相同基因很少，他们所携带的隐性致病基因不同，所以不易形成隐性致病基因的纯合体（患者）。

张大勇父母是表兄妹，属于近亲结婚，其实父母携带的相同隐性致病基因到他这儿纯合了，主要表现为智力低下、精神分裂，存在严重的意识障碍和智力障碍。大脑功能紊乱、精神活动。

有时会耳闻人语、猜疑、思维混乱、言语文字难以理解、情绪不稳定、烦燥、兴奋、悲伤、紧张、恐怖、呆滞、健忘、冲动……这样的患者虽然很难治疗，但一些症状可以通过药物手段对紊乱的大脑神经化学过程进行调整，可惜由于家庭条件困难，一直没接受过治疗。”

“很严重？”

“从病历上看以前没这么严重，小时候虽然常走失但还是蛮听话的，十五六岁的时候甚至能帮家里干活，他的精神疾病没得到治疗，身理却正常发育，雄性霍尔蒙分泌越来越多，再加上家庭矛盾刺激，父亲出外打工、母亲为多赚点钱没时间管他，缺少关爱，导致病情越来越严重。”

周素英从案件堆里翻出一份材料，翻开看看，接着道：“去年就有易怒、焦躁的症状，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在路上骂人、捡砖头块儿砸人，完全有可能发展到杀人，因为他意识中没杀人犯法这个概念。”

韩博想了想，突然抬起头：“政委，我觉得就算是疯子，他也不可能无缘无故杀人。”

“我正是我要说的，精神障碍患者肇事大多受过刺激，他三姐和三姐夫不是很孝敬父母，对他也不是很好，并且案发当日姐姐姐夫全在家，要是因为家庭矛盾受刺激，他不会跑那么远去杀人，完全有可能对姐姐姐夫乃至侄女下手。”

周素英顿了顿，继续分析道：“材料上写很清楚，他几乎天天在案发现场那条路上转悠，周围村民包括企业员工几乎个个知道他，这一带就他这么一个疯子，被害人同样可能知道，事实上一看就知道。

遇到他这样的人，一般人躲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去招惹他，也不太可能去刺激他去激怒他。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有可能不是他干的，但真要是他干的，必然有专案组没掌握的情况，有其作案原因。”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老宁对这个案子不感兴趣，小单这些年来一直搞经侦，一直想调刑警队局领导却不同意，好不容易遇上一起命案且有机会参与，真有那么点激动，材料看得很认真。

他冷不丁冒出句：“韩支队，我有一点不太明白，他怎么会一个人那么早出去？”

“这没什么好奇怪的。”

曲聪举起手中的材料，给曾经的战友解释道：“他母亲捡破烂赚钱，要赶在环卫工人扫大街之前翻垃圾桶，每天起很早，三四点钟天没亮就要从家出发。别看他姐姐姐夫现在闹挺凶，之前压根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