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期间收到了帕季阿什维里就第比利斯局势致苏共中央的电报。在这份报告里，帕季阿什维里说第比利斯的形势仍然十分紧张，在政府大楼附近不断举行成千上万人的群众集会，主要口号仍和以前一样，如“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独立的格鲁吉亚”、“消灭自治”等；在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举行了一次3000—5000人的格鲁吉亚人集会，反对将阿布哈兹从格鲁吉亚划分出来；在一些高等院校中，部分学生为支援集会者宣布绝食。但他又指出，总体上格鲁吉亚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党和苏维埃机关仍掌握着局势，正在采取一些稳定形势的必要措施，特别是在第比利斯111个企业和机关内建立了维持秩序的工人战斗队，参加者共4685人。他们与内务部及外高加索军区一起，制定并正在实行一些保卫法律秩序的措施，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不需采取另外的补充措施。有鉴于此，谢瓦尔德纳泽和拉祖莫夫斯基没有前往第比利斯。

8日傍晚，格鲁吉亚共和国部长会议发布命令，“根据这一命令，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在动用内勤部队和苏联军队军事服务人员的情况下，采取措施使集会人群离开政府大楼前的广场，这是唯一一份不是由党的机关而是由国家机关通过的有关制止第比利斯市非法群众运动的文件”；次日，“集会形势急剧复杂，无法控制。参加集会的8000多人号召罢工，号召公民不要服从政府。他们提出了民族主义和反苏性质的口号，号召推翻格鲁吉亚苏维埃政权，建立共和国临时政府，并要求脱离苏联”；于是苏联内务部队发布了关于驱散人群的作战命令，部队的任务是：“执行驱散参与大规模动乱人员的特殊作战任务，制止反苏、反社会团伙，清理政府办公大厦附近的广场。”命令同时规定，禁止对妇女、未成年人使用橡皮棍和使用水龙头喷射。

悲剧事件发生在9日凌晨。据帕季阿什维里向苏共中央的报告，凌晨4时“使用武力清除政府大楼旁广场上参加集会的群众。按照权威机关预先制定的计划，动用了共和国内务部和外高加索军区小分队的力量”；部队“没有使用枪炮和冷兵器，他们严格遵守关于小心对待妇女和青少年的指令”；“极端分子使用棍棒和石头进行疯狂反击……还有不少挑衅者使用了白刃，在一片拥挤中有16人丧生（13个年轻妇女和3个男人），100多人不同程度地受了伤，其中有22人是军人（13人送入医院）”。但同年12月9日苏联人代会关于第比利斯事件的决议却说：“在用暴力驱赶集会参加者时，曾使用了橡胶棒、‘特殊物质’（有刺激作用的有毒物质）、步兵小铁铲以及有一[1]次（根据法医鉴定）还使用了火力器。另一方面，集会者随着反抗力越来越增加，为反对‘驱逐暴力’他们也使用了顺手的工具”；“普通老百姓、警察局工作人员和军人都不同情况、不同程度地受了伤，悲惨的结局是16个集会参加者当场死亡，另有3人很快死在医院中，军人和警察局工作人员都未见死亡”；“从4月9日到5月9日这段时间，到各医疗部门就诊的人数总共有3000—4000人，住院治疗的有近500人”。不过雷日科夫不同意这个说法，他认为当时使用的警用瓦斯并不是毒气，在这一事件**有251人就医，183人住院，其中有189名是军人；16人死在事件现场，3人死在医院。

事件后果

从第比利斯事件的整个发展进程来看，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不善于处理突发事件，如此多的人参加这种群众集会，肯定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一味迷信用暴力手段解决问题自然不会有好效果。这一事件也暴露出苏联体制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即党政职责不清，雷日科夫抱怨说，自己身为部长会议主席却完全被排除在事件之外。1989年4月12日，格鲁吉亚的广播和电视发表了戈尔巴乔夫的《告格鲁吉亚**员和全体劳动者书》，他除了对第比利斯发生的事件表示痛心，表示相信格鲁吉亚人民的理智之外，没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1989年4月14日，在格鲁吉亚党中央全会上，帕季阿什维里、奇赫伊泽和切尔科吉亚被解除职务，贡巴里泽当选为中央第一书记。

第比利斯事件在苏联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运用武装力量解决问题并造成伤亡，遭到人们的一致谴责。对此，苏联领导人相互指责和推诿，无人承担责任。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该事件时曾说：“地方领导人认为采用政治方法以及与人们直接开展对话是软弱的表现（当时许多‘老一辈’干部都有这毛病），还是采用武力为好。4月7日他们建议第比利斯实行紧急状态。在当天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决定派军队到那里去，但这并不是想使用武力，当时认为只要士兵一出现局势就会正常。”谢瓦尔德纳泽认为利加乔夫应该为这一悲剧负主要责任；利加乔夫则认为谢瓦尔德纳泽没有去格鲁吉亚调解冲突，应该对此负责，而且戈尔巴乔夫也并非不知情，他同意了书记处会议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认为，书记处没有决定使用武力，这是亚佐夫擅自决定的，是他同意外高加索军区司令罗季奥诺夫采取行动的。雷日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