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目，所以，我们一下全给暴露了。直升机飞得很低，象一只苍蝇嗡嗡地在我方阵地上缓慢地盘旋，几乎要一头栽在无名高地的小山上。我们甚至能很清楚地看到机组人员在对我方阵地进行拍照。因为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不能对敌机开火。

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预兆，说明敌人已经对我方行动有所准备了。但这却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相反，拍摄过珍宝岛事件纪录影片的新影厂记者温炳林觉得这刚好是个可以利用的绝好镜头。他让我和另外一名战士从阵地上站了起来，手持钢枪，怒视敌机，给我们拍下了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抗议苏军侵略的特写镜头

第一架直升机在三个前沿阵地盘旋侦察一番后飞走，第二架直升机紧接着也来了，它直接深入到我方纵深地区，把我方指挥组和预备队的布置也看得一清二楚。

天越来越亮了，整个无名高地四周非常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随着太阳的升起，我们感到了一丝丝的温意。但此时的天空下却是异常地安静，安静得都让我们感到有些不正常。敌人已经知道了我们的行动和布置，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太阳在慢慢地升高，天色中已经有了一些暖意的金光。但我的心却有些惴惴不安，甚至有些紧张。为何不安，为何紧张，我也说不清，也许是担心敌人已对我们的行动有了防备。

大概9点来钟，我看到副站长裴映章带着我方巡逻队出现在巡逻线路上。他们配有1挺班用机枪、两具4o火箭筒、两枚枪榴弹、十几支冲锋枪、步枪和几十枚手榴弹，以及1部硅电台。本来裴副站长已经复员了，不用再参加这次行动了。可是，新来的连长范进忠不熟悉巡逻路线，于是，上级领导就决定让裴副站长以老带新，一起完成这项光荣而重大的任务。所以，这也是他军旅生涯中的最后一班岗。

可是，就在他们走在开阔地时，苏军的三辆军车从扎拉那什科尔边防站急地开了过来，在离我们中翼掩护组只有二百多米远的预先构筑的阵地边停了下来。接着，就见苏军士兵一个个地从军车上跳了下来。他们一边下着我们一边数着，等他们全部下了车，我们算了一下，他们总共是126人。我们相互之间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等苏军士兵全部地进到了阵地的掩体中，这时，裴副站长带领的巡逻队已经走到了离我们中翼掩护组的阵地只有一两百米的距离了。

苏军这时用喇叭对着巡逻组开始喊叫起来，声音很大，非常刺耳。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巡逻队进入了他们的边界，要巡逻队马上离开，否则就是侵入，将要给予回击。但我巡逻队员对苏军这种反应却不以为然。实际上，我们平时无论是看电影，还是听英雄事迹报告，都比较夸大我军的机智英敢，而把敌方说得比较胆小怕死，所以，在事先的对敌准备中，有人就问到如果碰上苏军该怎么办时，我们的许多战士就大大咧咧地说，‘老修嘛，就那么两下子，见到了我们，也不过就是朝天打两个点射’。从这种腔调中，就不难看见我们的战士还真是没把苏军看在眼里。可是，我们忘了：苏军也是曾打败过纳粹德国和日本关东军的一支强军，如果他们不够强大，还会胆敢入侵有七亿人民七亿兵的中国吗？

“我们担心的事终于生了。苏军见我们的巡逻队还在朝前走，当即就开了枪。第一枪就把裴映章的脖子打了个贯穿，鲜血从他的颈部泉水般地涌了出来。第二枪又打中了我们排长李国桢，但李国桢的伤并不是很重。而这时，巡逻队还没有进入无名高地的争议地段。见到苏军开枪了，巡逻队员马上卧倒，匍匐着朝着我们的阵地爬了过来。我们很想开枪掩护裴副站长他们，可是，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谁也不敢开枪。不一会，裴副站长带着巡逻队的1o名队员爬上了这座只有七、八十米高的铁褐色无名高地。

他们刚撤到我们的阵地上，苏军步兵就呈散兵线朝我们的无名高地扑了过来。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苏军阵地上竟出现了装甲车。这是他们昨日下午就已经在阵地里埋伏好的。其中一辆，直接插到了东南方，切断了中翼组与北翼组的联系，正好对着我们攻了上来。

巡逻组的报话员曹新龙就蹲在我旁边，不停地用报话机向指挥部呼叫‘现在是九点零五分，苏军已向我开枪，将裴副站长和李排长打伤。请领导指示，请领导指示。’可是，这时一颗子弹将他击倒，接着，他的报话机也被苏军击毁。我们边防站只有两部报话机，一部由巡逻队的曹新龙携带，另一部在指挥部。我们左中右三个掩护组都没有报话机。曹新龙一死，报话机一坏，就使得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

苏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正朝我们无名高地阵地扑来，可是，因为报话机坏了，我们与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没有指挥部的命令，我们谁也不敢开第一枪。正在我们不知所措时，指挥组向我们出了两枚信号弹，命令我们开枪反击。

看着苏军开枪打死打伤我们的战友，我们早就忍无可忍了，一看到指挥组要我们反击的命令，我们怀着‘保卫祖国、为战友复仇’的满腔怒火，立刻把子弹射向敌人。我们击退在3辆装甲车掩护下的数十名苏军进攻。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