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一旦穿上了四个兜的军装，成为连排级干部，就算熬出头了，命运就会从此改变。但这种话只能掖在心里，不能流露出来，否则就是私心杂念，就是动机不纯，是要受教育挨批评的。

我问尹清启，‘孙玉国的事你听说了吗？’尹清启用羡慕的口吻说，‘纪录片都看了，九大上跟**和林副主席握手，会一开完，人家就从连长直接提升到了团长。你说人家这命咋就这样好！’我说，‘时势造就英雄！不过，你也别急，别看眼前这里风平浪静，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苏联人在珍宝岛那边吃了大亏，肯定会在咱这寻衅找事。要不，塔城军分区咋会把咱们派到这里？’

尹清启想了想，说，‘塔城军分区的郑副政委在给咱们做动员报告时，说苏军偷偷把边境界点独立石移动了两公里远，十公里长，可是把咱们这多的人派来了，咋还不见行动？’我说，‘时机未到，时机一到，此仇必报。’尹清启摇了摇头，说，‘本来咱们写请战书写决心书，就是想来打仗的，可是，一到这里，整天忙着学习和生产，一点打仗的意思都没有。这咋让咱去立功受奖呢？’

我说，‘打不打仗不是咱们说了算，是人家苏联人说了算，如果人家不欺负咱，不侵犯咱，仗就打不起来。’尹清启就说，‘那苏联人什么时候才会打过来呢？也让咱好好地揍揍他，出出气，立立功。’

我能理解他，他的心情和我一样，希望能早点跟苏联人打仗，好立功受奖，入党提干。可不，如果光靠平时这样去争取立功受奖和入党提干，难度很大，标准很高：先要政治合格，能把**语录倒背如流，张嘴闭口能引用一些马恩列斯毛讲过的话；二是军事过硬，就是打枪要准，跑步要快；三是作风优良，见到再漂亮再可爱的姑娘，都要做出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四是纪律严明，不请假，不迟到，早晚按时向班长、排长和连长请求汇报；五是保障有力，空余时间主动帮炊事班喂猪，掏厕所，或是帮灶。因为是从农村参军的人都是揣着理想和抱负来的，都想通过入党和提干改变命运，所以，大家都在拼命地积极表现，要求入党的人都排着很长的队，提干就更难了，有多少人奋斗了一整，到了复员时，连个班长都没混上，更别说要当排长连长了。但只要有仗打，一次战斗你就成了英雄，只要成了英雄，入党和提干的事根本就不用你愁，自然有人主动来为你办理。即使牺牲了，也是为国捐躯，成为烈士，起码也能为家人争光。所以，我们都盼望着能有仗打。

边防站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地寂寞平淡。能打破这种寂寞平淡的是嘹亮的号声。清晨七点多钟，第一声军号声便在空旷寂寥的铁列克提上空响了起来。随即，一扇扇窗子里便闪起了手电的亮光。不过几分钟，就见一个个黑影从宿舍里鱼贯而出，有的往厕所里跑，有的干脆往宿舍后面的菜地边一站，撒起尿来。不等你撒完尿，就现撒尿的人已经排成了一大排。在这里，你根本不用担心会让女人看着感到不文明，因为女人根本就不来这个地方；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这样会污染环境，清晨的冷风会很快把这里的气味吹到很远的天边。

来过新疆的人都知道这里跟北京时间有两个时差，在我们河南老家夏天早上五点来钟就天亮了，可在这里，到了七点钟多了，天还是灰蒙蒙的。这时，营房中间的篮球场边，已经有几个影子立在那边。那就是边防站的站长和指导员他们。

边防站属连级单位，管辖一百来里长的边防线。1969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因为人民解放军要搞三支两军，就是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每个连队都抽出了许多人，使得基层连队严重缺员，不光我原来的骑兵营三连是这样，就连这里的边防站也是这样。在我来边防站之前，边防站的满员应该是8o人，可实际上却只有二十人。

不过几分钟，七八十人的队伍便分三队排好了。副站长就站在队伍前面喊着‘立正’、‘稍息’、“跑步跑”。于是，三个排的队伍一边喊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一边朝着边防站的大门外跑去。

顺着一条卡车行驶的土路，跑操的队伍整齐地朝前跑着，跑过我们营区的菜地和庄稼地，跑过我们训练的操场的射击场，跑过溜马的草地和小河边，我们又跑回了营地。这时，我们已经跑出了一身汗。

刚散完操，大家就忙着回到宿舍里开始洗脸刷牙。不一会，食堂那边开饭的哨声就响了起来。我们进到食堂吃早饭。这里的伙食跟骑兵营差不多，早饭也是大米稀饭，馒头、土豆丝和炒白菜。因为这里的气温常年都比较低，种不了很多菜，只能种些土豆和白菜。所以，土豆和白菜就成了我们最常吃的蔬菜。一天三顿吃土豆和白菜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吃的这些土豆和白菜一部分是从塔城送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们边防站自己种的。

吃完早饭，就差不多到八点钟了，早上八时到九点五十是边防站‘天天读’时间。虽然当时边界形势比较紧张，但政治挂帅依然是我们军人的思想和灵魂。政治学习是在一间能容纳近百人的大会议室里进行。会议室里摆着三大排长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