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之为“有本事”。就跟在湖南省双峰县“全国假证之乡”马街镇里一样，如果你不会做“生意”，就会让人瞧不起。就如被称为全国担保诈骗县的河南某县，村村户户都在从事担保诈骗，如果你不参加其中，那你就是另类。这种整个村，整个乡，甚至整个县集体从事犯罪活动的事件，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忧心忡忡。

大家也都知道，在我们手机的电话和信息中，每天都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内容在骚扰着我们。在我的手机里，别的不说，光是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还有东莞、泰安、泉州和石家庄打来的询问你股票经营的电话就把人烦得不得了。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层出不穷，有问你要不要开票的，要不要开商铺的，甚至还有要向你卖身和要把处女之身献给你的。我就纳闷：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咋就知道我的电话号码，还口口声声地叫着我张大哥。显然，是电讯运营商内部有人把我们的电话号码卖给了商家。今天早上网上还在报道：中国电信某分公司的员工周某，利用自己在电信公司的工作之便，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每条5oo元的价格出售公民信息2o余条给他人，获利1万元。而中国联通公司一员工肖某，利用在联通公司工作的便利，非法获取并出卖公民个人信息1294oo条。检方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肖某提起公诉。近日，丰台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国家一直在要求电讯运营商实施电话实名制，切实保护电话用户的个人信息。可是，他们为了挣钱，根本不把国家的要求落在实处。现在我们的电话号码差不多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而且，电话的实名制也是一句空话。特别是那些进城务工的人员中，有几个是用自己的身份证办的手机卡？而且，在许多办理手机卡业务的小店里，就根本不要本人的身份证。公安部公开解释说17o和171号段本来是为虚拟运营商准备的专门号段，但因为监管措施跟进不到位，无需实名登记即可购买，所以，这两个号段已经成了诈骗电话和短信的温床。

电讯运营商之所以不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做，还是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的管理不严，强制度不够。如果国家对不能严格执行这些措施的运营商们进行严厉的处罚，想必会有显明的效果。据说中国目前还没有电讯运营方面的相关法律。这也是我国电讯产业在许多方面无法可依的尴尬和无奈。

近年来，由于国家经济形势的一路下滑，各种生意越来越难做，所以，一些农民工开始经营起一些违法的营生。于是，电讯诈骗应运而生，日趋活跃，甚至已经成为了灾难。拿福建安溪为例。安溪本来以乌龙茶出名，因乌龙茶行情不好，一些年轻人便开始从事电信诈骗。电信诈骗成本低、获益快、取证难、量刑轻，属于典型的低风险和高收益。一个村民拉几个合伙人，弄几台手机，买个行骗本子，再买一批银行卡号、手机号、身份证等电信资料，钞票就可以从取款机里滚滚而来，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用投资，不用交费，不用跑腿，就可以赚大钱。即使“生意”出点纰漏，大不了“进去”一下，几个月后放出来再干。而且诈骗团伙分工明确，一线人员负责打电话，遍地撒网；二线人员负责诱导家长汇款；三线人员负责异地取款。

安溪人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把电讯诈骗当成“手艺”和“生意”，是因为台湾与安溪有很浓的血脉关系，台湾有2oo万人的祖籍在安溪。该县魁斗镇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曾是“亚洲最繁忙的基站”。所以，电讯诈骗早已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在徐玉玉电讯诈骗案中的六名嫌疑犯中，5人来自福建省泉州市，其中3名来自安溪县。

目前，被公安部列入电讯诈骗全国重点整治的地区还有广西宾阳、河北丰宁、福建龙岩新罗区、江西余干县、湖南双峰县和海南省儋州市。而被称之为中国“电信诈骗第一县”的广东茂名市电白区，从2o13到2o15这三年中，公安部门查处的电讯诈骗案件就有129o6件。在公安部正式布的1o名a级通缉犯当中，有5人来自广西的宾阳县。近1o年来，我国电信诈骗案件每年以2o%至3o%的度快增长，2o1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案的电信诈骗就有5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

在徐玉玉事件出来之后，有人一连提出了六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电信诈骗如此高？为什么大学生成为被骗重灾区？为什么会被骗子精准诈骗？为什么破案率这么低？为什么监管缺失？为什么不严惩重罚？这里除过诈骗形式多样、作案手段狡猾、诈骗对象特殊、应用科技诈骗、犯罪分子作案手段隐秘和被骗群众贪图便宜的因素之外，政府的法制和监管缺失，对犯罪分子的惩罚和打击力度薄弱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特别是那些出现电讯诈骗村、贩毒村、造假村和担保诈骗村的地方，这些问题就暴露得更加明显。而且当地农民的法制意识和法制观念也是非常地淡薄。就如从电脑中盗取了徐玉玉的资料信息的电脑黑客，18岁的四川宜宾少年杜天禹的母亲吴女士所说的那样：儿子有电脑方面的天赋，但没人教他学习法律。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电讯诈骗案件以及其它诈骗案，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许多农民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