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有私欲，少有一心弃私为公之人，尤其是官员背后有家族，更难公私分明。

说白了吧，七情六欲人人都有，人在做事的时候首先是看事情对自己有利或有害，利多于害才会去做。那个人要是官员，他在做事前考虑的就会更多，办那件事情首先得是为自己的官途有加分，才会想一想事情办了对百姓会不会有好处，若是对百姓有好处却会危害到自己，除非官员真的是一心为民，要不然真不会去办。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家庭，很多时候哪怕是官员本身并不想违法，可耐不住有家庭成员仗着有一个当官的亲人借名或是借威，去干一些牟利的事情。

所以了，只要是当官了，真难有一身清白之人，差别就是官员本身或是家人，干的那些事情过不过份，祸害的人多与寡，危害究竟多大而已。

官场中一直有“水至清则无鱼”的说法，只要官员能够最大程度地干自己本身就需要干的事情，越线亦不是太过严重，一些事情根本就是心照不宣。怕的就是官员为了洁身自好，身处某个位置却是什么都不干，也就有了办事的贪官远要比堪比牌位的官员更有价值的说法。

封建王朝的官员，谁背后不是一大家子，一家子人多了就需要有更多的进项，再来是能够形成家族必然需要更多的收益，因此统治阶层设定一些对官员有利的规则是必然的，哪怕是最高统治者也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比如有了功名可免除税收、徭役、等等的一些特权。

在现如今的社会，身为官员要为家族利益着想是一种共识，谋划一般还无比的深远，可不单单是盯着眼前的利益，他们讲的是目光长远。

刘彦崛起于微末之间，起初所跟随打江山的人，绝大多数的人出身是小门小户，少数是能够被称之为家族，原先为世家出身是极少。

人在发展起来之后，想要使自己更强是一种天性也是本能。

桑虞本身为大世家之子，自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一切以家族为重，能够在壮大家族的同时还兼顾国家利益，可以说就是有节操了。

蔡优等一些人，哪怕之前他们没有到达桑虞的这一层次，可好歹也身居高位了那么些年，不管之前的思想是到了什么境界，如今该明了的谁也不会抓瞎。恰恰就是身在其中了，他们才对桑虞的说法嗤之以鼻。

现在当然没有那句“没有千年的王朝，只有千年的世家”，可是经过东汉建国之初的影响，再有东汉末年家族经营的效果，任何一个家族都是奔着成为汝阳袁氏第二而去。

五胡十六国不就是世家崛起的岁月吗？他们是总结了之前的历朝历代，再在胡虏统治之下不够强就无法自保的窘境，正是野心最大的时候。

目前为止，中原只是经过匈奴前赵和羯人后赵的肆虐，还没有历经慕容前燕、氐人前秦、慕容后燕、羌人后秦等等一些“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更替，可是羯人后赵、慕容前燕、拓跋代国、李氏成汉、张氏凉国、东晋小朝廷并立割据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春秋战国的诸国并立太远，东汉崩溃诸侯并立的事情仅是八十二年前，汉国灭掉羯人后赵、拓跋代国、李氏成汉、张氏凉国、东晋小朝廷的事就真的太近了，使人不得不看到只要家族的实力只要够强就能强到什么地步。

强到割据一方和强到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汉国武力强横的今时今日，该是没有多少家族敢割据，更没有家族会妄想建立国家，可他们已经看到实力强大的好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蔡优引用的是《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的一句，他直视嘴角含笑的桑虞，说道：“过犹不及啊，子深。”

其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原意，并不是说天下什么玩意都是属于君王，是说君王有君王的责任，臣有臣的职责，强调的还是各司其职。

什么玩意都是属于君王的家国天下，是从刘邦建立汉帝国伊始，最出名的莫过于刘邦问自己的老爹，说老爹总是嫌弃他游手好闲不懂经营家庭，称帝之后问老爹说，他置办的家业大不大。

那可是一整个国家，家业又哪能不大，有了那么一问，“国为帝王家业”就成了事实，当时的汉国各大臣还没有一个反对刘邦的说法，让刘邦那个叫得意。

上古先秦时期，哪怕是始皇帝横扫八荒六合再一次形成大一统，始皇帝也不敢说国家是赵氏赢姓的私产，赵氏赢姓有的是最大管理权，各级官员是各级管理者，百姓的就是百姓的。

再更远古一些的年代，比如战国时期，那个时候君王同样不敢说整个国家是自己的私产，比之大一统之后的秦帝国，各个诸侯国延续的是“臣为君之臣，臣下之臣非君之臣”的传统。通透一点就是，君王是有管理权，可要是属于我的，只要我没有犯法，该是我的还是我的，哪怕是君王也不能嘴巴一张，我的东西就变成君王的。

上古先秦的社会公认规则，君王只是首领，各贵族为之效劳，国人享有对国家的建议权，只有奴隶才是啥玩意都没有。

到了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