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和日本的对骂并没有影响日本青霉素工厂的建设。

秦致远在日本开设青霉素工厂是为了盈利，日本人对于青霉素确实有迫切需求，这是一个合作共赢的事，不管秦致远和日本人之间有没有矛盾，已经确定了的合作项目并不会受到影响。

毕竟，青霉素工厂名义上是属于法国和日本的合作项目，和兰芳并没有直接的从属关系。

当然了，这也是矛盾还不够大的缘故。

如果矛盾累积到要开战的程度，那么不管日本人有多需要青霉素，秦致远还是会果断中止所有的合作。

为了防止某些意外发生，秦致远派往日本的所有的工程人员都是法国人，安保人员则是以德国人为首，以安南人为辅。

在执行力和纪律性这方面，和法国人相比，秦致远还是比较相信德国人。

当然这并不是说明法国人就不如德国人，只是他们所擅长的领域不同，因此在分配任务上也会有一定的倾向性。

至于安南人，他们就是去拉仇恨的。

秦致远其实比较赞同“以夷制夷”，只是因为清代那些人一直都没有实施的机会，所以才没有机会贯彻这个理念。

但在此时的民国，已经有不少国家身体力行。

比如日本，比如英国。

日本人在民国，大量使用朝鲜人作为维护日租界地区的警察，所以每次和华人起冲突的时候，总是朝鲜人冲在前面，日本人则是躲在后面看热闹。

所以朝鲜人在民国的名声并不好，“高丽棒子”指的就是朝鲜人手中的那根大棒子。

朝鲜人打起华人来，一点都不会手下留情，从“高丽棒子”这个称呼上，就能看出华人有多恨朝鲜人。

这就是日本人的用意，如果华人去恨朝鲜人，而忽略了造成这一切的日本人，那么日本人就算是达到目的。

当然这不是说朝鲜人没错，朝鲜人和日本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英国人也是一样，在民国的英租界内，只要看到头上包有头巾的警察，那么就是英国人雇佣的印度籍警察了。

这同样是英国人用来转移仇恨的工具。

从某些方面说，英国人也成功了。

或许就是从此时开始，印度人在华人口中成了“阿三”，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印度人说话总是会带上“sir”，所以才会喊他们“阿三”。

这也是个充满鄙视和痛恨的称呼。

要说英国人和日本人这两个国家，实在是有很多共同点，他们结为同盟实在是天作之合。

首先他们都是岛国，过于狭窄的国土造成国民性格中的偏执和扭曲，物产不丰富使他们必须保持扩张心态，国土周围都是海洋让他们极端重视海军发展。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英国和日本的国土旁边都有一块大陆令他们寝食难安。

英国人最担心的是在欧洲有某个强力国家统一欧洲，进而危及英国人的利益，所以英国人上千年以来都在实施“大陆均衡”政策。

只要在欧洲大陆有某个国家强大起来，英国人就会联合其他国家对那个国家进行打压，或者是直接发动战争，打掉那个国家崛起的希望，同时也抹杀欧洲大陆统一的希望。

法国人深受其害，德国人同样是深受其害。

日本面临的形势则更加严峻，因为华人大陆始终都是一个同一国家，而且日本也没有英国那么多的殖民地资源可供利用，所以日本人害怕华人大陆统一。

因为日本人知道，一旦华人大陆统一，那么日本人的利益肯定会受到压制，日本人就将不得不成为华人的附庸，就像是之前数千年一样。

所以日本在破坏华人统一这方面不遗余力，所以南方的军政府一支都有资金和北洋政府分庭抗礼，并且不断发动战争，力求所谓的国家统一。

不对，这个“国家统一”并不全面。

二战之后曾经发现过一份文件，文件的内容是有关民国“国父”和日本签订的《中日盟约》，当时“国父”在盟约中承诺，一旦推翻袁项城组建的北洋政府，“国父”将把满洲，也就是东北三省割让给日本。

这份文件的真伪存在很大争议，许多人不允许污蔑“国父”，坚称这份盟约是伪造。

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国父”曾经在很多场合公开表示可以把满洲租借给日本。

租借……

从这方面看，“国父”在某些方面，还不如另一位饱受诟病的“国·贼”。

这里的“国·贼”不是指秦致远，而是指袁项城。

袁项城确实和日本人签订了《约定》，但不是传说中的《二十一条》，而是经过删减后的《民四条约》。

在日本人提出《二十一条》后，袁项城发誓“民国绝不做第二个高丽”，然后这个经过据理力争艰苦谈判才达成的《民四条约》中，和日方最初提出的《二十一条》已经截然不同，说“卖国”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