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除了税收把他们该做的事都做了，固然有夸大其词的成分，但也不是信口胡言。

官员们愁眉苦脸，连基本的意见都不能统一。

不同意请愿的官员占了大多数，在这一点上还是可以达成共识的。然而问题在于如果不答应，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才是难题。

现在城内除了物价变得奇葩之外，一切秩序还是存在的，一旦要是动手城市的秩序就会完全混乱。

如今只是这些雇工在请愿，看得出对面是刻意控制着情绪，没有将问题扩大。

这是值得欣慰的，也是值得恐惧的，这证明对面那些人的控制力远超了这些官员们的想象。

暴民一旦有了纪律不再是暴民，那也就意味着这群人变得可怕了。

一旦问题扩大，几十年前的一幕就在史书之中。有不满情绪的，又何止这些矿工和码头工人？那些被承包商和大商人联合压榨的家庭手工业们也同样不满，如果这种情绪被煽动起来，那就是一场武装暴乱。

看得出墨党在努力稳定着粮价，也同样一旦不稳定，同时煽动情绪，那可能就是一场烈火燎原一样的风潮只需要把风向吹到议事会的投机商当中，那就免不得要来一场大事，舆论宣传闽城的官方已经完全沦陷。

老迈的郡守说出了这句话之后，就不再发表意见，想要征求这些官员们的意见。反正他作为郡守已经到了政治生涯的，对此已然是漠不关心，所谓无欲则刚，真到了无欲的境界，反而比起从前被欲望蒙蔽的时候看的更为清晰。

在侯伯国这样的敌人存在的时候，共和国必然要宣传国人身份，以此来获取兵员和战斗力。然而一旦这些东西宣扬的多了，敌人不存在的，问题也就会随之出现，尤其是古典共和国在后期矛盾频发的时候，帝制看上去已经成为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用来作为底层和古典财阀之间的缓冲，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然而却还没走到这一步，就被逼到了手工业革命和大航海时代的边缘。

这种情况下，思想极为混乱。一方面是几十年前宣扬国人公民身份的残余还没有去掉，另一方面新的意识形态还未建立，自上而下都处在思想的转型期，不知所措。

好半天，商务官石鸣终于开口道：“要我说，这就是一场叛乱。那些雇工们如果没有人在后面教唆，绝不会这样的。只要如同车轮碾死蚂蚁一样，将那些领头的人都抓获。或是判刑，或是绞死，这些人自然一哄而散。如今在城中，置国家法度于何处？”

司法官闻言皱眉道：“就算是说他们是叛乱，可问题是当年立国之时就有叛乱法，这怎么能算得上叛乱？所有的政府部门都没有攻击，没有打死官员，只是请愿。”

司法官心中是十分郁闷的，这件事老郡守显然是不准备担责任了，这责任他可担不起。如果一切顺利还好，一旦不顺利，闹的大了，上面会不会替他们背这个锅？还是会借他们的官身一用以平息民愤？

石鸣哼声道：“怎么能不算叛乱？他们这属于是把矿主和雇工对立起来，这就是煽动叛乱。明明都是国人，却偏偏要人为地分成两边，挑唆矛盾，这就是叛国。用此罪名，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司法官摇头道：“当然有问题。当年北伐统一之时，北方诸邦也有‘殉国’的。齐国人认为自己是齐国人、卫国人认为自己是卫国人，这是人为挑唆宣传的。如果齐侯逃了、卫侯降了，便不再会有人相信这种对立。可是矿工和矿主，不是你宣传他们才对立的，而是不管是否煽动都是对立的。这只是说了句实话。如果没有齐侯就没有齐侯国，反过来没有墨党，矿主和矿工照样矛盾重重。这种事骗得了自己，骗的了那些口如枪唇如箭的人？”

这些话不是他自己想的，而是墨党那群笔杆子早早就把这件事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生怕自己担上叛国的罪名。司法官觉得，这群人在准备搞事之前，就已经想过后果。只是死可以，但不可能背着一个叛国的罪名去死，若是强用这个罪名，数十年后或者数百年后，自己就要担上骂名。

没有天堂地狱，只有汗青墨笔，司法官可不想自己背上这样一个名声。况且最该承担责任的郡守一言不发，想把问题都往下推，谁又能愿意背这样一个大锅呢？

如今这群人还算老实，可是有些东西一旦出现，杀是杀不死的。墨党内部很有一些激进分子，一旦这件事演化成了暴力震压，那么那些激进分子用矿用炸药玩自爆诛国贼也不是不可能。

司法官想过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那就是上面为这件事定性，自己审判的时候却不会判那些领头的绞刑，而是流放到极北苦寒之地。

只要不在自己管辖的地方搞事情就好，而且流放的话，不会引来报复性的袭击，正是两全其美。但是如果上面不作为，既想着博一个爱民的好名，又想着把责任推给下面，那他绝不会去触这个霉头的。

石鸣又道：“凡是闹事者，必然是想不劳而获，也可以以此罪名，将他们全部投入监狱。况且为何别人富裕而成为矿主，他们贫穷却成为雇工？自是因为懒